本论文试图将文学“大众化”作为一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来对其进行线索性梳理,进而完成对其规律性演变特征的考察,同时,力求从反思层面对其进行再认识,以期寻求对当下文学“大众化”创作的启示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形态大体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政治启蒙形态;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形态;左翼时期的革命教化形态;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形态;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形态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言说对象大体经历了“人性——阶级——政治——人性”的范畴演变,经历了“模糊——明确——模糊”的概念演变,也就是说“大众”内涵在革命政治年代往往具有明确指向,从而凸显“大众”作为革命主体、历史创造者的的能动性,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结合得比较紧密;而一旦脱离革命政治年代,“大众”便回归了“人性”范畴的模糊概念,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也开始疏离。可见“大众”内涵的界定程度,成为了影响文学“大众化”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言说主体大体经历了“精英启蒙者——革命教化者——政治认同者——市场认同者”的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由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逐渐转向迎合大众的媚俗意识,由纯文学的写作立场逐渐转向功利主义的写作立场,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启蒙精神逐渐没落的历程。文学“大众化”的言说方式大体经历了“高雅——通俗——雅俗共赏——低俗”的语言转变;大体经历了“欧化——民间化——民族化——媚俗化”的形式演变,可见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文学不断由雅入俗,进而实现雅俗共赏的审美历程,是中国文学不断纠补“欧化”,进而趋向“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然而在商业时代文学又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媚俗化的漩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包涵着中国文学面向世界文化思潮,结合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建构富有中国话语形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新文学的实践内容。在“启蒙”、“革命”、“政治”等历史形态的演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不断趋向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进而不断实现对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追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在借重“革命”、“政治”、“市场”时往往走向高潮,然而相应的代价是文学“大众化”往往带有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与公式化、模式化的创作弊端;而文学“大众化”一旦转入“启蒙”时代便跌入低潮,虽然该时期的文学“大众化”能够保持艺术个性,但相应地文学与大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因而文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交织着功用性与审美性、思想性与艺术性、通俗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最成功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延安时期雅俗共赏的“民族化”创作,这对当下文学“大众化”创作极富启发性。因而当下知识分子只有在精英意识与大众意识之间、在启蒙大众与表现大众之间、在现代性与通俗性之间寻求到平衡点,才有可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真正的“大众化”作品,而这个平衡点的获取既源于知识分子深入大众生活的实践经验,又源于知识分子借鉴民间传统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经验,由此知识分子才能创作出真切地表现大众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的“大众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