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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的一种社会形态。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有重要意义。马克斯·韦伯认为存在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即市民阶级勤奋、节俭、守信的理性生活态度,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种生活态度与传统的生活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以事业成功为目标,后者以生活安逸为目标。在韦伯看来,这种生活态度,是由荣耀上帝的观念驱动的,而荣耀上帝正是新教伦理的核心。因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预定论和入世禁欲主义把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联系在一起。首先,天职观既表示人在尘世中的职业,又表示上帝的呼召,而把职业与呼召联系在一起就是教人在职业中履行对上帝的义务;其次,作为加尔文教之核心教义的预定论,虽然意指人的最终结局是由上帝预定,但是,因为事业上的成功是被拣选的一种标志,所以,人可以通过现世的积累财富、功成名就来彰显他是被拣选的;最后,天主教教义中的禁欲主义被引入世俗生活,从而,限制奢侈消费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这样,为了响应上帝的呼召而积累了财富,同时,禁欲又限制了消费,结果它们促进了投资和工商业的发展。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基于和平取得利润的交换行为和精确计算的精神,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前者基于价值的考量,因而它往往只从信念出发而不顾及手段与后果;而后者基于事实的考量,它充分考虑实现价值和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韦伯将两者分别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且两者存在辩证的关系:工具理性的发展可以带来高效率,因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但是它却忽视人的价值,导致制度的常规化、固定化,无法带来社会的变革;从而,工具理性在历史上的发挥要依赖于价值理性的高扬所带来的变革。作为新教伦理核心的荣耀上帝的观念,体现了价值理性。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新教伦理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促进了资本主义时代工具理性的发展。因而,在韦伯看来,这是新教伦理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原因。与韦伯的解读不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这在历史上表现为分工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同时,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且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促进作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认为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分析是唯心主义的。这表现在:方面,他把人的精神因素看作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他虽然看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却没有看到历史发展本身蕴含着解决这种危机的力量,从而对资本主义前景得出悲观的结论。因而,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来,韦伯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思想家,而不是改造世界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