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各类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多、破坏性大,且各种灾害往往交替发生。及至明末,国家财政、官制等方面的限制更是加深了灾害的影响力,灾害极易演变为灾荒。灾害发生后,政府对受灾地区的救助成为百姓关注的重点。在灾荒发生时,中央政府的相关应对值得我们重视。本文以明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疏合辑《度支奏议》中所反映的明末灾荒及荒政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地区、不同灾情、不同应对措施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以看出灾害的轻重、类型、地区对政府救灾措施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比对了《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中对明朝灾害的相关整理结果,以更全面地分析灾情。通过对《度支奏议》中灾荒奏疏的梳理以及对1628—1633年明朝自然灾害的分析,本文发现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每年均有大灾发生。发生频率最高的灾害是水灾和旱灾,与以往水灾多发生在江浙等地不同,此时的陕西、山西等西北干燥地区也不时被水。蝗灾发生也较为频繁,且多与水灾、旱灾伴生并至。很多地区出现同一年里灾后又灾、不同年份连年受灾的情况,其中以江浙地区和陕西、山西等西北边地最为典型。崇祯元年山西省水旱等灾、崇祯元年浙江省水灾、崇祯二年南直隶水旱灾等重大灾害,由于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为减轻灾害的破坏性,明朝注重完善防灾备灾制度。备荒仓储主要包括预备仓、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不同类型的仓库,这些对于灾荒防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后期多废弛。由于地势低洼、河道密布之地易发生水灾,明朝建设了相关水利工程,但明中期后政府渐疏于此,崇祯朝时地方官挪用河工之银的现象屡见不鲜。灾荒的次数增多、危害增大与此不无关系。灾荒发生后,报灾与勘灾是中央政府进行救灾的前提条件。在对勘报灾时间的规定、程序的完善作出梳理后,本文发现明末未按规定程序报灾以及勘灾不实的事例并不少见。报灾勘灾之后,下一步就是荒政中非常关键的环节——赈灾。就《度支奏议》反映的1628-1633年而言,这一时期采取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蠲减、赈济、缓征、改折等。对于每项措施的具体实施情况,文中均已列表说明。在诸多赈灾措施中,蠲减、缓征、赈济采用较多,为了在重灾区实现更好的救灾效果,往往是几种措施配套实行。受制于明末财政状况,对赈济、蠲减等措施的审批较之以往更加严格,户部议定而崇祯帝提出疑问、甚至直接否决的情况也不时发生。此外,不同措施、不同地域的具体赈灾也有其特点,西北地区是边塞军事重地,江浙地区为国家赋税所系、明朝兴起之地,所以灾时能得到政府更多的救助。毕自严施粥哺众、招集流离、给散牛种、穿渠灌田等救灾思想完整阐述于《灾祲窾议》一书,在以西北地区为例进行分析后,本文发现这些救灾措施贯穿于《度支奏议》的灾荒奏疏中。在救灾时,毕自严尽力谋划,能顾及到明朝财政的全盘运行和长远稳定,对于奏疏中招集流离、给散牛种、缓征逋赋等奏请多予以肯定,这对于灾区后续生产建设和社会经济运转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救灾工作中,也发生了诸多问题影响着救灾措施的实行及其效果,这些问题体现在国家财政、部门分工、救灾程序等多个方面,与明代财政状况、制度构建有很大关系。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加大了灾荒的破坏性,而且使得明末中央政府的救灾疲于应付,荒政效果难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