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后发优势是南方国家进行赶超的基础性条件。由于在收入水平、技术差距以及产业结构水平与北方国家存在差距,因此南方国家利用这些差距可以使得经济发展地更快。其中,后发优势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技术学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的。但是,一旦制度设计的因素被纳入进来,技术引进及其效率就会受到限制,那么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可能就会被削弱,由此进一步加大了南方国家经济转型的难度。针对这个命题,本文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　　 (1)制度设计具有双向效应,它既可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也有可能是为了提升交易成本而安排的。在国与国的交易中,竞争与协作的关系是同时存在的,这就为强势国家的利己目的提供了制度设计的空间。权力是国家竞争的本质,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和增长要素,更是一种竞争要素,这个性质使得我们得到了完全不同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同时,本文提出了“技术的制度属性”概念,认为国家间交易成本必然向权力所派生出的交易成本收敛,“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决定了权力本身是路径依赖的。　　 (2)“技术的制度属性”是构建南北增长模型的核心所在。技术进步必定依赖于一个明确的制度基础,并且只有在这个制度设计框架内,技术进步本身才能具备经济增长源泉的属性,此为“技术的制度属性”。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外生性的技术壁垒变量,得到了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将延缓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即面临“有限赶超”的结论。如果此时北方国家不具备传统部门的生产劣势,那么北方国家实施技术壁垒将直接导致模仿收益无法补偿模仿成本,南方国家不可能实现技术赶超。南方国家唯一实现赶超的可能性就是通过传统部门实现巨额的利润积累,并以此来弥补高新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缺失。　　 (3)在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虽然技术至少是部分地不可避免地溢出到南方国家,但是北方仍然可以利用技术壁垒来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并且弥补由于南方技术模仿而遭受的损失。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并非集中于技术扩散的过程,而是作用于转移技术的产出。由于技术壁垒对增长收敛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北方可以利用技术壁垒来决定技术扩散的方向和程度。大量的技术要素投入和丰裕的技术投资产出为北方设置技术壁垒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作为北方国家的一种制度安排,技术壁垒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削弱南方国家的非技术要素优势。在接受技术外溢和对技术模仿进行大量投资以后,南方国家将会陷入一种被动的技术路径依赖,这可能会导致增长收敛成为一种暂时现象。　　 (4)技术变迁不能违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技术的引进和投入必须与国内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比较优势决定了国内市场容量,只有实现内生性的技术变迁才能真正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升级,适宜技术必须在技术变迁过程中与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结构相匹配。本文发现,中国的技术变迁陷入了适宜技术“误区”,井未真正解决与国内市场需求的匹配问题。同时,技术引进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分离不同行业的技术效率,因而也就无法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　　 (5)现代GDP之困意味着生产与交易长期的结构失衡。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困境:具备交易优势的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竞相炒作市场,攫取高额利润,造成市场的非理性膨胀；没有交易优势的国家则利用资源、劳动力和土地埋头生产,用粗放的生产模式弥补高附加值的空缺。当经济体无力承载这种结构失衡时,经济波动和震荡就产生了。经济危机正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典型表现。中国面临着转型时期的“两难困境”,不扩张生产就会被“饿死”；生产的越多,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就会越突出。　　 (6)对于那些具备后发优势,具有后发追赶潜能的中国来说,在北方国家的遏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传统部门的利润累积为南方国家的技术投资、引进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反倾销代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促使中国企业必须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目标市场,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减少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扩大内需并由此转变经济增长结构,将技术壁垒下的技术革新纳入自主创新的技术体系,通过吸收国际先进的技术标准和动态,将本国的技术标准推向世界,得到世界的公认,这些都是突破“赶超困境”的现实选择。　　 (7)当北方国家的增长减速了,同时允许时间足够长的话,南方国家是可以实现向北方国家收敛的。但是,如果北方国家选择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变迁,那么处于模仿的南方国家是很难对发达国家实现赶超的。由此,本文认为增长收敛本身只是发达国家缺乏自身动力的结果,与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如果世界经济最终实现收敛的话,经济增长的动力最终也可能消失,并收敛于技术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