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展开,“民营化”成为一种主要潮流。但在这一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国有化的事件。金融危机之后,民营企业国有化事件激增,更是引起了学者们极大关注,并围绕民营企业国有化这一过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回顾文献,当前对民营企业国有化动因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政府的“资源控制论”,政府出于资源控制的需要,会主动推动民营企业的国有化进程。二是企业的“发展需求论”,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或者规避不利的发展环境,会主动寻求国有化。三是“情境论”,在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境下,国有化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手段。结合我国国情和相关理论,本文从地方政府的“资源控制动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动机”出发,考察中央政府产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对民营企业国有化进程的作用并探讨双方的主从地位。基于此,本文以2004-201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发生国有化的上市公司和未发生国有化的上市公司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然后再着重分析了国有化样本的年份、地域、行业和控制人级别等分布情况。此外,本文构建了面板二值模型对产业政策是否影响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进行了检验,再进一步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影响,通过构建含产业政策与企业特征交乘项的面板二值模型,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不同特征的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的影响,且单独检验了金融危机之后的国有化情况。最后,本文还对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的经济后果进行了面板回归。从统计分析来看:(1)发生国有化的民营上市公司与不发生国有化的民营上市公司处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别;并且发生国有化的民营上市公司上市时间显著更早;杠杆率显著更高;规模显著更小;雇员显著更少。从企业所处区位看,发生国有化的民营上市公司处于失业率更高的地区。(2)从国有化样本的年份、地域、行业和控制人级别等分布情况看,有以下发现:年份分布方面,2008年是样本期间民营上市公司发生国有化最多的年份,有9家民营上市公司发生国有化;区域分布方面,上海市是样本期间发生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最多的地区,有7家民营上市公司发生国有化,其次是浙江省,有6家民营上市公司发生国有化;行业分布方面,发生国有化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共计30家;控制人级别分布方面,样本中56.5%的企业国有化后被省级政府控股。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并未显著提高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的概率。这可以解释为在中央政府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配置给重点产业更多资源或降低其使用资源的成本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动机”下会推动民营企业国有化,通过控制企业进而取得产业政策倾斜的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完成自身的政治晋升;但是,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央政府制定的前瞻性产业政策并不总是与地方经济发展结构相契合,所以最终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并未显著提升地方政府推动民营企业国有化的概率。另一方面,在所有制歧视的背景下,尽管民营企业在“发展需求动机”下会寻求身份转变,从而更平等地享受产业政策福利;但是考虑到国有化会带来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损失及需要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最终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未能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主动国有化的概率。(2)我国中央政府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税负高或融资约束大的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概率显著上升,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绩效不同的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概率无显著差别。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过程是民营企业主导的。因为地方政府为避免承担企业发展不佳的风险,更愿意推动发展状况好的民营企业国有化;而发展差的民营企业主动国有化的动机更强。(3)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政府产业政策在整体上并未显著提高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的概率,但是中央政府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中绩效差或融资约束大的民营上市公司的国有化概率显著上升,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国有化是民营企业主导的。(4)从民营企业国有化的经济后果的检验可以看出: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后税负显著更低、长期借款显著更多、短期借款和总借款显著更少;冗余雇员情况无显著变化。可见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国有化后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政策优惠。在“国进民退”争论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准确把握这一现象背后的动机,对理解这一现象至关重要。本文从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双方动机出发检验了我国民营企业国有化这一过程是由哪一方主导的,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这一过程。此外,本文立足于我国国情,关注了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加深了我们对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认识。最后,以产业政策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