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相比，近代文学的研究历来显得比较薄弱。而对清末民初以来最大的文学社团——南社的研究，尤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来关于南社的研究虽然开始为人所注意，但是相对微观的、精密的研究仍然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决定从分体文学的角度，以南社词人为中心，以文为主、以史为辅，文史相证、考评结合，运用社会史、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对南社文学的一个侧面——词和词学作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纠正一般对南社文学的偏见，展示南社词人的多方面成就，补充清末和民国词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另外本文也试图对清末民初的文坛和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古典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和走向略作探讨。 在展开词的研究之前，本文先就前人未曾深入的南社史的一些重要环节和南社文学的总体特征加以分析阐明，认为：南社在组织上有地域性、家族性和松散性的特点；南社可分为三期：前柳亚子时期、柳亚子独大时期、后柳亚子时期；柳亚子主持南社社务和选政并不十分称职。此外就南社的“代表人物”这一话题，文中也进行了探讨。对于南社文学的总体特征，本文认为：由于南社在其思想上有革命性、依附性、传统性的特点，所以相应地南社文学也有草泽气、江湖气和名士气这三种弊病。所以“革命”或“豪放”并不足以概括南社文学，而总的来说，南社的政治化是造成其文学的悲剧性结局的根本原因。 具体就词的研究而言，本文首先在广搜材料的基础上，对南社词人和词集的情况作了精确的统计，对南社词人的接受史也作了相应的述评，以期读者对南社词人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本文先以《南社丛刻》的词录为中心，对其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继而对词录中的一些突出特点进行深入的探究，其焦点一在最能体现南社“革命性”的史词，一在最不能体现南社“革命性”的狭邪之作，此外对于南社咏物词的传统和新变也作了探讨。 交游情况也是反映南社词人群体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南社词人的生平以及《南社丛刻》词录作品的筛选，认为南社词人的交游既有传统性也有时代性，其交游对象主要有三个群体：革命派、耆旧派和其他文士名流。对他们交游的原因和重要活动，文中也做了具体的分析。尤其对于南社和遗老耆旧的交游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南社与遗老耆旧群体并非如一般想像中那样处于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南社词人的群体研究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之一。而为了全面展现南社词人的创作成就，本章即不再局限于《南社丛刻》，而是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所有有词作传世的南社社友。具体来说，则依其生平的主要成就所在，将南社词人分为“政坛词人”、“学者词人”和“名士词人”三大类，在此之外，又将南社女词人单独列出，以见重视。而每一类之下又各分为若干小的群体，通过对其中代表词人作品的评赏，结合其生平遭际，对比其风格的异同，总结其长处与短处，力求客观地评价南社主要词人。文中对南社的“鸳鸯蝴蝶派”词人和南社女性词也有较多关注，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南社的“豪放词”成就并不突出，也不是南社词的主流。 清末民初时期是各种社会思潮剧烈碰撞激荡的时期，也是词学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而南社正处在这个历史和文学的转折点，故本文的另一重要内容，即是分析南社在这个大转型时期对于文化和文学的态度，通过南社对“诗界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国粹主义思潮的不同反应，肯定了南社主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具体就词学而言，则首先从南社的各种词话著作分析南社对传统词学的继承；其次以南社社友撰述的文学史、词学专著以及词学论文为依据，重点论述南社在建立词学研究新体系方面的开创与普及之功。 词作为古典文学的一种，其自身的嬗变与走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本文最后通过对词史的回顾以及词在晚近的困境的分析，认为词首先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有一个由本色阶段到艺术化阶段再到技术化阶段的一般嬗变过程；其次在晚近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词的“技术化”倾向更为突出，这是词创作衰落的根本原因。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认为现代社会的词，在内容上除传统的“情”、“景”之外，尤须开辟“理”的新意境，以反映现代社会的思想进步；在形式上，则仍然必须遵守传统的规则；对现代社会的词作者而言，“技术”又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