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必须接续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才能生根,因此,对儒家自由观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他们的理论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前现代的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自由观念之间的紧张,但他们通过“返本开新”的路径而建构的儒家自由观,毕竟是一种最典型的样本。所以,要探索现代自由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现代新儒家的自由观加以深入的剖析。在现代新儒家中,张君劢的自由观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他在政治自由问题上见识高远,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了解、最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他倡导儒学复兴,继承发展宋明儒学而建构了“新宋学”,因此,他的自由观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关系。此外,张君劢作为现代新儒家较早的代表,其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路对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范导作用,因此,通过剖析张君劢的自由观,可以以点带面地揭示出现代新儒家自由观的共同问题。基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本研究将立足于一种本源性的思想视域,对张君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和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进行剖析,通过检讨其自由观的思想视域问题,揭示出他的理论缺陷,最终尝试性地提出儒家自由观新开展的可能。具体内容展开如下：张君劢的自由观是在传统儒学遭遇到现代自由主义挑战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作为现代儒学对自由主义的一种积极回应,张君劢以其“中西合璧”的“新宋学”为理论依托,表达了他的自由观念,这意味着张君劢的自由观与其“新宋学”之间具有理论的同构性和观念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先对新宋学做一番审视。“新宋学”是一套典型的“形上-形下”的结构理论。新宋学之形下学以践行儒家“仁义礼智”四德为主要内容,撑开知识论与道德论两个维度：知识论旨在阐明依靠个体理性才能获得知识,但同时知识论作为儒家的“智”德最终被纳入道德的范围；道德论是通过借鉴西方现代道德观念对儒家的“仁义礼”进行新解释,旨在强调个体为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主张通过发展文教树立现代公民人格以修身,通过政制建构实现现代民主政治以立国。新宋学之形上学是通过继承阳明心学的先验“良知”本体,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思想,提出“心”本体;同时强调以个体道德践履亲证“心”本体的实在性,由此建构唯实唯心的道德形上学,确立了道德个体的本体地位。与“新宋学”相应,张君劢的自由观也分为形下与形上两个层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以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为实质内容,以个体为享有权利的价值主体,以国家为实际的权力主体。这种政治主体的二重性倾向,使得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存在着张力：在个体权利方面,他强调自由权利是人权之核心,而且人人平等享有,不容国家或他人干涉；在国家权力方面,他虽然通过“三民主义”表达“主权在民”的观念,但更强调国家统一行政对保障个体权利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主张个体必须遵从国家。由此,他一方面提出分权制衡的民主建制原则,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又以“第三种民主”为立国之道,主张政治上实行“修正的民主”,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形成了张力。尽管如此,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相一致的。上述政治自由中存在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他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在其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中,张君劢以“精神自由”为核心范畴,力图为现代政治自由和民族国家建构确立形上根据。“精神自由”乃是“意志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一种统合：其中“意志自由”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渊源,尤其与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密切相关；“良心自由”则体现着深厚的儒学根基,特别是与阳明“良知”观念具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然而,康德哲学和阳明心学都是某种先验哲学,由此确立的绝对主体都是某种道德主体的预设,因此给出的本体自由乃是一种以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自由。这也就决定了“精神自由”的实质：一方面在本体论层面上确立起个体自由,而彰显出现代性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预设的道德观念消解了个体的本体地位,最终将国家视为先验道德的化身,为个体绝对服从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其政治自由之二重性倾向的理论根源。由此表明“精神自由”并不能真正完成对现代政治自由的奠基,反而实际地造成了张君劢思想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上述本体自由的理论缺陷,根本上是由于张君劢采取先验哲学的进路,将“精神自由”设置为不证自明的原初给予观念,由此蔽塞了自由观念的生活渊源。这实质已暴露出他的思想视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即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所谓“本源自由”,乃是追问“主体及其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自由总是某种主体的自由,那就应当追问这种主体本身是怎样生成的。所以,“本源自由”其实是指的“自由的本源”,亦即一切自由主体、包括形上和形下的主体的渊源所在,这就是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以“让…”的方式指引着自由主体“自行”跃出。这就表明,“本源自由”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但唯有通过对本源自由的追问,才能对自由问题有透彻的阐明。这就是说,本源自由对自由观念的建构具有原初意义：在共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前主体性的存在观念,先行于任何主体性的存在者,因此成为一切自由主体的最初来源；在历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敞开之境,不断敞显着新的可能,由此确立新的主体性,给出新的自由,这就从源头处决定了历时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性。然而,由于张君劢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因此他无法回答“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无法真正从当下生活中确立新的主体、赢获新的自由,反而最终窒息了自由。同样,这种思想视域的局限性也是“新宋学”理论缺陷的根源。由于“新宋学”的“内圣”层面是通过“返本”、其实是回到宋明儒学而建构的一种“有本无源”的观念,因此难以彻底摆脱前现代的观念束缚,无法完成“内圣”层面的现代转化；而“新宋学”的“外王”层面虽有积极“开新”的一面,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本体论支撑,由此造成了“返本”与“开新”之间的断裂。通过对张君劢自由观的剖析,笔者认为,当代儒家自由观的建构,首先要突破“形上-形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启更为本源的思想视域。这就是说,要立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同时批判借鉴西方自由主义,进而重建儒家的形上主体性、以展开儒家本体自由,同时重建儒家的形下主体性、以发展儒家政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