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其对全世界和历史发展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的证明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具备的科技素养的高低则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在下一次工业革命中占领高地。目前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通过政策鼓励、经济扶持、加强教育、重点培养和完善科技传播系统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在此国际情势之下，我国也必须加快脚步紧随其上。中国科学协会从1992年起进行了八次全国范围的科学素养水平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的科技素养水平虽然逐年上升，尤其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明显提高，但是整体水平仅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整整落后了将近三十年。为何会造成如此之大的差距，跟我国的科技传播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如何提高科技素养水平等问题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主要从科技传播系统与公众科技素养之间的关系为立脚点，首先通过对科技传播和科技素养概念进行区分和界定，并阐述国内外对该课题及其相关课题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现状，分析科技传播内容与公众的选择性接受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对几种主流的科技传播模式（线性模式，互动传播模式和系统论传播模式）进行分类和介绍，然后利用德弗勒互动模式分析科技传播系统中的各要素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受众、噪声、反馈六个方面与公众认知科学理解科学之间的关系。目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测试体系，也就是米勒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米勒体系应用的过程中在我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均结合对四川地区进行的两组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结果进行统计和举证，用数据反映当前四川地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情况和科技素养的大概水平，通过以上几个研究方向，揭示科技传播是如何影响我国公众科技素养水平的。本论文在理论研究中涉及到传播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着严谨客观的研究态度。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统计分析对于以上问题进行论证。本研究的问卷调查范围选择在两个区域发放问卷进行对比，一组数据在成都市区，选择了四个主要发放地点（成都理工大学、春熙路、家乐福超市、新会展中心），另一组数据在成都周边的乡镇和农村，选择了两个发放地点（永丰乡和青城山镇附近）。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中旬到12月下旬。问卷调查主要采取随机发放的方式，并在问卷过程中有选择性的进行简单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50份，城市和乡镇/农村各125份，其中有效问卷总数为202份，其中120份为城市，82份为乡镇/农村。问卷中除基本信息问题以外还采用了中国科协2005年调查问卷的部分问题，在获取统计数据结果之后，使用部分对本论文的论证有帮助的数据结果进行举证和使用，并借鉴部分中国科协和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对比和分析，为四川地区研究科技传播和科技素养现状，以及科技传播各要素与科技素养之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论文总共有六个部分，第一章详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和难点。第二章阐述科技传播和科技素养的概念，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第三章通过引用此次调查问卷数据之外还引用一部分中国科技素养调查报告部分数据结果、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中国舆情指数蓝皮书等研究结果分析科技传播的内容是如何影响公众对科技信息的选择的。第四章应用德弗勒互动模型，在线性模式的四大结构要素基础之上引入噪源和反馈两大技术要素概念分析我国科技传播模式过程中的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每个要素与公众科学理解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整个科技传播系统循环的影响。第五章介绍米勒所提出的三维模型和米勒体系的发展历史，并分析米勒体系在我国运用中所发现的问题。第六章通过介绍欧美发达国家为提高国民科技素养发展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和获得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科技传播系统现存的问题和实际国情，对加强我国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和提高公众科技素养水平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以期达成逐步提升公众科技素养的水平的最终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的相关条款都明确规定国家机构，传播主体，大众传媒等各个机构都对传播科技信息的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表明近年来国家对发展科技传播的重视和提高我国公众科技素养的决心和意志，也为我们研究科技传播给了巨大的支持和动力。在人类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时代，具备基本的科技素养，在现在社会和未来社会不仅是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本也是整个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持续动力。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掌握不仅要依靠学校的基础教育，国家的政策支持和经济补贴，大众媒介的共同努力和责任意识，也要依靠每一个受众的主动学习。我们在不断完善科技传播系统的同时既看到我国公众科技素养逐渐提高的趋势，也要注意到此次研究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和缺陷，并及时解决，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通过完善科技传播系统来提升公众科技素养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