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相互缠绕着的双重渴求,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核心的深层主题。现代性的追求与民族性的表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错综的关系。作为新文学最重要的体裁,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是民族化、现代化复杂关系的表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形式、民族化、中国气派等成为文坛的热点话题,文学创作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明显倾向。这一民族化的取向并非完全是民族战争背景下时代要求的功利回应,而是新文学创作惯性的一次被动停顿,也是本土立场下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调整深化。抗战后特殊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为小说发展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文学空间,考察民族危机中小说民族化追求的背景过程、形态特点、趣味选择,可以就民族文学的建构作深层思考,以期对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获得新的认识。本论文选择民族化追求处于不同向度的两个异质空间：一是1941年-1945年前后的上海沦陷区,主要考察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抗日战争胜利日伪统治上海时期的小说状况；二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的解放区,主要考察新文艺政策规范下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小说景观。两个政治性质迥异、话语空间不同的区域,其文学风貌的差异不言而喻。然而,上海沦陷区、延安解放区小说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都呈现出民族化追求的共同取向；对民族生存或隐或显的展示、对民族文学传统的不同借鉴、对民间文化角度不同的倚重,又体现出异质空间下多元的民族化表达路向。本论文首先考察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催生,指出五四小说的西方化追求与大众化接受期望之间潜伏着民族化追求的悖论。由于本土文化立场的缺乏,三十年代数次文学大众化讨论和形式语言上的不同实验一直未能开创民族化创作的新局面。民族战争的血雨腥风激化了转型时代的社会问题,推进了民族出路的普遍思考,改变了作家的生活状态和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空间的重置,促成了五四话语与民族命运、日常生活、地域文化的历史性相遇。本论文接着指出打开民间生活空间、深入底层文化生态促进了民族化论争与创作的纵深开掘。两地小说分别确立了市民、农民的文学主体地位,各自在商业和政治力量的推助之下走进了民众的生活、民间的文化、民族的传统,使民族国家的思考、现代性的探索具有了中国特色的民族品格。本论文然后选择几个侧面剖析了两地小说内容和形式上民族化探索的具体呈现。内容方面剖析了民族化倾向对两地小说家庭书写和日常生活书写的不同影响,形式方面分析了两地小说对章回体式和传奇形式的继承革新。本论文最后指出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变异中的重要作用。民族危机中两地小说的绚烂成果、短暂辉煌提醒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对立的辩证关系,重新思考从五四到抗战启蒙与救亡的变奏、重新评价四十年代民族化过程与五四传统内在的承续关系。现代中国一直处于现代化滞后与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之中,上海沦陷区与延安解放区小说在民族灾难中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资源,以民族化的明显趋向进行了本土化的现代性探索。这份难得的文学经验启发身处全球化的我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融入民间、对话世界,以民族精神的独特表达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