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作者写作是个复杂现象,它不仅有着独特的理论基础和相对完整的发展体系,还产生了不少写作者,生产了无数文学产品,形成了文艺界的独特景观。尤其是在1949-1966年间,工农兵作者写作现象形成了一个自在的发展形态,它有着相对明晰的作者培养模式、系统的作品生产结构和广阔的发展网络,在整个过程中,国家政治与工农兵群体所生活的民间场域以及作为文学生产者的作者之间,形成了比较特殊的关系。从充分代表无产阶级的工农兵中培养作家,既有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者建设“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实现文学、文化“共产”理想的实践。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文艺大众化”、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建设共产主义文艺”、“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等理论、政策作为导向。同时,工农兵自身的写作、表达需要和欲望,也是这一现象得以实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正是在他们充分符合倡导者需要的基础上,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谋合”关系,最终使得不少工农兵走上了写作道路,生产出比较符合倡导者的标准的文学产品。但在相互“谋合”的过程中,工农兵自身的条件是有限的,文化水平低和思想观念的芜杂,使得他们即便身份符合倡导者的需要、自身也有着表达的需要,也不能立即投入文学产品的生产中,或者不能很快地生产出较符合倡导者的标准的文学作品,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多方位的培养,包括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开办文艺小组、让他们到最高等级的文学培养学校学习、创造多种机会让他们进行文学交流与实践等。在培养过程中,还要完成对他们的文学训育,使得工农兵一方面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逐渐能够利用文字工具参与文化活动、生产文学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使他们被赋予全新的、倡导者所持有的价值理念,由于倡导者是权力拥有者（新政权的管理者）,这种价值理念就往往是政治的,工农兵被要求抛弃过去的“落后”观念,获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拥有“社会主义觉悟”;同时,在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工农兵作者也把握了新的写作规则。这样,在文学训育完成后,工农兵作者的写作步入正轨。然而,写作步入正轨后,虽然不少人会以迎合的姿态进行文学生产,但摩擦也不断产生。一方面,倡导者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往往要全方位对工农兵作者进行掌控,它在写作内容、写作的价值导向甚至写作方式等方面制定了种种规约,使得工农兵作者写作往往成为一种“遵命”行为;但是,来自民间的工农兵作者往往在对民间化的经验的表现中,形成了对政治化文学规约的某种疏离;同时,一部分工农兵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对政治化的文学规约进行回避甚至反抗,试图更为自由或者更真实地表达个人经验和想法。不过,在彼此磨合中,对工农兵作者的文学生产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多重力量相互合作的模式。党政、知识分子专业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形成了广泛合作,最终将他们的文学产品制作成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工具。虽然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之间以及工农兵内部仍有很多差异,但在国家力量的倡导下,“工农兵”不断被强化,最终被塑造成要占领上层建筑的“既会劳动又会写作”的全能的社会主体。然而,吊诡的是,在政治强力干预下,工农兵作者群体地出现,展现出不一样的文学风貌,但严格的规约不仅没有让他们的文艺才能充分、真正地表现出来,反而使他们更多地沦为模式化的文学生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