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了 1934年以来对延福寺调查、研究、保护、修缮的历史,从史学史角度对其中产生的话语进行辨析,从而揭示建筑史研究中“年代”这一关键词在各时期的含义与作用,进而厘清发生在建筑史研究、文物工作、遗产保护之间的话语继承与固化。19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社员通过田野考察、实例研究完善中国传统建筑知识、创立建筑史研究方法,他们撰写的调查报告成为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范式。中国营造学社建筑调查报告的关键词“年代”在当时研究中用于描述“时代特征”和“总体艺术”,而非仅指考古学意义的年代,但其选择的写作体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调查报告——无法充分讨论“地域性”、“建筑再现其文化”及“总体艺术”,造成后世建筑史研究对相关方面的忽视或异化。1950年代的建筑调查依托于文物工作展开,文物部门是接近古建筑的途径和研究建筑的主体,文物系统对登记文物效率的要求迫使建筑研究放弃“年代”以外的其他评判标准。《文物》杂志刊载的调查报告是记录建筑的主要形式,这些在当时看来属于文物普查档案的调查报告,成为此后建筑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1970-1990年代,遗产保护工作渐趋繁荣,其间完成了遗产保护话语成熟和理论传播、建设了完备的文物工作机构,但其需要的“科学”话语始终依赖1950-1960年代《文物》杂志发表的调查报告。文物系统公文稀释学术语言、形成话语模式,造成建筑可讨论内容渐趋贫乏、价值和评判标准单一,终至无法反映修缮工程的确切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