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由诸多拥有世居家园的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多民族国家,必然要对民族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是要对治理的对象有所认知。本论文通过对明清云南所修省志和民族图册“滇夷图”的深入剖析,研究明清王朝官僚体系之内的官员、知识分子对同期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演进过程,探讨民族认知如何成为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差异性的民族认知如何导致差异性的国家治理,而国家对边疆的差异性治理又如何影响对非汉民族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揭示民族认知在明清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土司制度在云南完善与取缔并存,这是明代国家政权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与西南边疆治理最关键的两个时代因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风俗志中对云南各地非汉民族的差异认知、正德《云南志》对景泰志的继承、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及《滇略·夷略》的创制,再到明代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总结之作天启《滇志》创制新的方志体例《种人》来集中收录有关非汉民族认知的内容,明王朝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有一个数量增多,内容丰富,地域拓展的演进过程,其认知注重于对民族称谓、分布、外貌服饰、饮食居住等表征信息的收集与整理。明代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采取以汉族移民区为依托,一方面深入认知在移民区以内的非汉民族,另一方面接触认知移民区周边民族的墨渍晕染式的民族认知模式。采用这种模式进行的民族认知,呈现出内部深化完善、外部边缘拓展,由内而外力度逐步减弱的圈层差异。而以这种圈层化的民族认知为基础,云南的治理呈现出内边与外边政区分野及对内、外政区差异性统治的特点。康熙《云南通志》中有关云南非汉民族的记载,是清前期国家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反映,其内容对天启《滇志》的沿袭,反映了清前期对明末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继承。而在核心统治者为非汉民族,所持民族观与明代有所不同的基础上,以蔡毓荣、刘彬等为代表的清廷官员、知识分子对土司问题的深入思考,表明这一时期的民族认知,已经透过表征进入了对具体民族问题思考的阶段。雍正时期进行的改土归流是清中期国家西南边疆治理重大举措,改土归流在滇东北与滇西南所呈现出的不同流程与成效,反映了民族认知与治理存在偏差与否对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不同影响。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即是以前期的民族认知为基础,又对其后民族认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雍正《云南通志·种人》的相关记载正是这种认知与治理互动关系的反映。乾隆时期编绘的《皇清职贡图》对中外民族进行了区分,其对云南非汉民族生产生计方式及缴纳赋税贡品情况的关注,表明国家对云南非汉民族的认知,已经演化到了关注民族文化伦理、共同历史记忆及国家认同的阶段。同样编绘于乾隆时期的《滇省西南诸夷图说》则体现了云南地方在民族认知上的地域拓展。在民族认知深化基础上,乾隆年间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直隶州、直隶厅的设置,是国家治理政策针对边疆民族特殊情况而进行的调适。嘉庆时期绘制的《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代表清代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的最高水平。《滇省舆地图说》按照云南三迤的区域划分对云南进行综合全面的认知。在圈层与区域结合的基础上,《滇省夷人图说》突出了民族认知的内容。《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中民族与地理结合,体现了在边疆民族地区,通过明确对民族的统治而明确对民族分布地统治的“以人确地”的国家边疆构建模式。清代采取了“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由熟及生”的链条式认知模式,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云南非汉民族有了更高效、地域拓展更为明显的认知。清政府在明代民族认知基础上,通过方志种人志的修纂与民族图册的编绘,对国家西南边疆的疆域与民族进行了清点与确认,通过以“以人确地”的国家构建方式,表现了民族认知对于国家疆域和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对云南非汉民族认知是西南边疆治理的基础,而国家的边疆民族治理也会对民族认知产生巨大的推动影响作用,民族认知的演变又会促使国家治理政策作出调适。这一边疆民族治理的逻辑链环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来源于实践的认知,如何影响实践,即“认知——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理论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