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交易是发生在相关公司与其关联人(包括控制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包含着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说,关联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交易。在利益冲突中,拥有控制权的一方往往有着滥用控制权以攫取超额收益的动机,于是就产生了控制权的法律控制问题,这属于公司治理的制度范围。探讨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就应该放在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制体系中进行。滥用控制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强制,其破环了正义。基于法治的要求,国家必须施加国家强制—以强制规范这一法律形式。我国公司法第21条及其他程序规范就是规制关联交易的具体强制规范,其规范目的是规制不公平的关联交易,以实现交换正义。但关联交易主要是以合同形式出现,其受到合同自由原则的保护。自由是有限度的。合同自由原则承认,每个公司都拥有在合法的限度内决定与谁进行交易的自由。传统合同法在确认自由的限度时非常宽容,仅“显失公平”等方才受限。公司法的规范目的如何进入合同法并寻求到规范基础呢?其实,合同法已为公法的进入预留了“管道”。为防止引入“洪水猛兽”,合同法像李冰治水般采取了“疏洪”措施—设立规范目的保留条款。关联交易既然不适用“显失公平”等标准,那么公司法在进入合同法前就应带上新标准—公平交易标准,它也是基于控制权而产生的诚信义务的核心内容。这正是我国公司法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重构,确立公平交易标准,并将程序规范与之连接以降低适用这个标准的成本。唯如此,我们才能站稳这个基点,在此基础上去完善包括证券法、刑法等法律规制体系,抑或突破法律的框架去寻求市场机制、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力量,真正有效规制关联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