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复兴与发展,许多学者对自然垄断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尽可能运用市场竞争理论,打破垄断行业由一家或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的低效率格局。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垄断产业实行大规模的规制改革,这种改革的浪潮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进而蔓延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席卷全球。可以这么说,对自然垄断性行业的规制体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中国自然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由于长期处在高度集中、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之下,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性,相当多的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生产经营效率普遍低下。正是缘于此,中国政府也在近年来逐渐开始对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航空及自来水供应等自然垄断性行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在这一背景下,文章探讨了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演进,并利用1980-2007年相关电力数据对中国电力规制的实际效果进行全面的实证检验,从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检验了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绩效,即测度了1985年的“集资办电,多家办电”政策、1997年的《电力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2002年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推行改革对中国电力产业绩效的影响。文章拓展了国内经济规制的研究层次,并在实践上为中国电力改革的走向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一章,绪论。在本章中,笔者介绍了课题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关于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绩效的实证的文献回顾、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以及文章的框架。本章以文献综述为主,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绩效实证研究的成果。国内外对电力产业规制绩效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多数国家普遍较晚进行电力产业规制改革,很难得到计量经济分析需要的数据；另外就是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规制政策,很难根据计量分析的需要进行准确度量。另外已有的文献存在着种种不足,如政策变量的定义、控制变量的选取不当等等。因此本文对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政策的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第二章,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演进。包括电力产业组织的特征、中国电力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的演进。重点是介绍了中国电力产业改革的演进,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984年。国家对电力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和分配,形成了中央政府独家投资、国家垄断经营为特点的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期间,电力行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阶段：1985年-1996年。1985年为了促进电力发展,解决严重缺电问题,国家进行了投资市场化的探索,放松了电力产业的投融资进入规制,政府出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集资办电和电价制度的政策,开始对电力工业进行初步改革。第三阶段：1997年-2001年。1996年4月,中国第一部电力法正式施行,随后一系列配套法规和条例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电力产业步入法制化管理轨道。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发电与电网企业的中央资产在产权关系上实现了彻底分离。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改革目标,改革任务主要是实施厂网分开,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实行竞价上网,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初步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实行新的电价形成机制。第三章,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绩效的实证分析——行业角度。包括中国电力产业改革规制绩效的目标、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检验模型及基本’假设、实证检验结果以及实证结论。本章检验了1985年的“集资办电,多家办电”政策、1997年的《电力法》的颁布和实施以及2002年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推行等诸项改革对中国电力产业绩效的影响。第四章,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绩效的实证分析——公司角度。包括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检验模型、实证检验结果以及实证结论。本章检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革对发电企业绩效的影响,选取1999年以前就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以发电为主的46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为1997年-2007年。第五章,实证研究结论分析及政策。包括实证结论、造成该实证结果的原因分析以及政策建议及措施。从行业角度来看,经过三次大的改革,我国电力行业整体取得了一定的绩效提高,但每次的规制改革效果却不一样。其中“集资办电,多家办电”政策对中国电力投资效率的提高时显著的,但对生产效率影响不显著；而《电力法》的颁布和实施政策产生的规制效果不明显；真正对中国电力产业有正的影响是“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推行。从上市公司方面看,“厂网分开,竞价上网”以来确实降低了发电企业的垄断利润,并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在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影响因素以后,“厂网分开”仍与企业资产利润率呈负相关,并且显著,表明“厂网分开”后发电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因此我们认为“厂网分开”提高了我国发电企业的绩效。本章最后提出了今后中国电力规制改革的建议,如进一步分离电力产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业务；产权明确,政企分开,投资主体多元化；法律制度完善和监管机构独立；理顺电力价格体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