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论是“重论传内人物之善恶”。《宋书·谢灵运传论》颇有“乖越”之嫌,写成了文学史论文,体现了当时人们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我们从文艺美学和文化诗学的角度解读这篇《传论》时,追问了文学史意识的自觉情况,认为六朝是文学史意识的初级阶段,传统文学史观的审美意义生成对文学史的重新勾画有借鉴作用。沈约生活的时代不仅是文学独立发展,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时代,而且是文学史意识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沈约有文学史意识而不能贯穿传论全文,有个人、时代、体裁诸因素之局限。但他终就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把史学与文学的话语栅栏作暂时的打通,表现出非凡的概括想象力和学术前瞻性,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论文,其理论价值和贡献值得他骄傲。我们比较了沈约与刘勰、钟嵘、萧子显、魏收诸人的文学史观,检讨了齐梁文学史意识,认为沈约的写作方法是吸收刘向刘歆父子“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用沿波讨源的历史眼光考察各时期作家作品,以史学家之诉求和价值评析,将其放回历史情境进行品评衡量,彰显自己的观点。“文以情变”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直举胸情,非傍诗史”表现出普遍的抒情理论和写作态度,“以情纬文,以文披质”的文质观要求文质彬彬、儒雅风范、英辞高义,“文体三变"的文学史样式是作为史与论结合的时序体影响深远。沈约文学史的观点及其评判作家作品之准确,后世论者大多未出其窠臼。兼备文才和史才的沈约作为“一代辞宗"是时代的学科带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