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产生是西方的公共行政的新成果之一。在价值理性指导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对由工具理性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超越,这种超越并不是理论上的修修补补,而是每个理论所主导的价值发生了转变。从达尔对民主的讨论、“西沃之争”到后来的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都为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性提供了参考。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采取措施来保障公民利益的实现,在全社会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从而促进政府组织为社会和公民服务,这些是对之前理论倡导的工具理性的超越。在民主高涨、服务意识不断增,官僚层级制的弊端逐渐凸显,面对新公共管理把政府打造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掌舵者”困境,登哈特夫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公民参与为归宿点,在对之前工具理性指导的理论进行批判后,把道德人当做人性假设归宿,形成了以服型的政府为主体,以公民为对象,主张公民权的建立,以实现公共利益和民主行政为目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理性图景,以期解决人们对服务型政府的诉求。新公共服务理论勾画的价值理性图景为人们从价值理性角度认识公共行政提供了指导思想,它着力建立一个以普通民众为中心的公共行政。相比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普通公民只是被管理、控制来说是一种超越,所以,新公共服务理论摆脱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思维。但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有一定的困境,本文分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理性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理论与实践结合才能发挥最大效果,所以分析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价值理性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有借鉴意义。我国公共行政呼唤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回归即“价值一工具”理性融合,着力构建承担更多公共价值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