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为鼓励见义勇为、匡扶社会正义,我国民事立法中新增了“好人条款”。在紧急情势下,自愿、主动地去帮助他人摆脱危险本是受道德调整的行为,但当前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对救助人予以倾向性的保护,免除救助的后顾之忧,一定程度上能实现鼓励救助的价值目标,然而,绝对免责的规定是否合理尚需论证。本文基于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通过分析紧急救助行为的法律性质,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紧急救助免责提出一些完善路径。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紧急救助行为概述”,该部分首先界定了紧急救助行为的涵义,若要成立紧急救助行为,则须满足行为人出于自愿、情况紧急、行为是为了避免损害扩大、行为主体为自然人的构成要件;然后,就我国当前在紧急救助行为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梳理,《民法总则》出台前,我国在见义勇为制度和地方性立法上均对紧急救助行为有尝试性的规定,《民法总则》出台后,在《民法总则》第183条、第184条和《民法典》合同编部分又进一步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最后,将探讨紧急救助行为免责的理论基础,紧急救助行为人致受助人受损的免责规定,符合矫正的正义,符合法经济学原理,也体现了利益均衡原则,为后文的论述做好准备。第二部分“紧急救助制度与其他民法制度的比较”,该部分把紧急救助与一些相似的民法概念进行了辨析。紧急救助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第121条规定的无因管理,均是与救助他人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一些关联性,但也存在着区别,需要进行厘清。第三部分“我国紧急救助行为免责面临的现实困境”,该部分系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汇总。在立法方面,我国对紧急救助行为中救助人致受助人损害,采取绝对豁免的立法态度,该规定冲击了法律责任制度体系的统一性,与无因管理之间的竞合导致适用难题,若将绝对免责限缩为一般过失免责,其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也亟待确定;在司法方面,绝对免责的规定降低了救助人的注意义务,并存在着免责主体范围不明确、“紧急情况”的认定尚不明确的问题。第四部分“紧急救助行为的域外立法例及对我国的启示”,该部分通过分析在紧急救助行为方面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立法现状,并结合我国的现状,从中提炼出对我国有益的立法经验和启示。第五部分“我国紧急救助行为免责的完善路径”,该部分在上文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的紧急救助行为免责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在立法方面,免责规则应限缩为一般过失免责,明确紧急救助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即明确紧急救助免责仅适用于人身伤害范围,明确救助人中途放弃救助时的责任承担,此外,还须明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在司法适用方面,须明确“重大过失”、免责主体和“紧急情况”的认定,以期更好的实现司法公正,实现鼓励救助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