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疾病、瘟疫、自然灾害甚至是人为战争等一系列风险的。如今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冠疫情的发生再一次提醒我们,现代法治社会治理不可能忽视紧急状态的存在,而紧急权力将涉及众多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意义重大,因此也不应当放松对紧急权力的有效制约。法律程序本身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恣意,具有促进平等与公开、保障人的尊严、和平解决纠纷等多重内在价值。但是在紧急状态之下,为了及时应对危机,法律程序被普遍要求予以简化,对于紧急权力恣意的限制有所削弱。虽然从法律程序的外在价值能够为轻易为应急程序简化作辩护,但是在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分析上还存在阻力。本文首先对法律程序的经典价值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前人对法律程序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论述。通过对于经典理论的论述与分析,本文发现法律程序的经典价值理论并不足以应对紧急状态形成的挑战。在紧急状态下,法律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矛盾就会显得尤为突出,法律程序的设置容易落入程序工具主义的陷阱,且程序价值评价也极为困难。继而根据实践参照,发现紧急权力与程序内在价值存在着诸多现实矛盾,这些矛盾都是需要予以正视并加以调和的。为此,本文从应急程序的必要性以及程序构成性内在价值理论的构建方面探索紧急权力与法律程序内在价值之间的可兼容性,将程序信任、人的尊严、普遍接受和公开这四个方面视为法律程序的构成性内在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是实现实体性目标的手段,还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的构成性要素。因此,紧急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应急法律程序的制约,应急制度中的程序性规定也应当体现出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通过程序构成性内在价值的确立,本文对我国应急制度中的法律程序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中内在价值体现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