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享受着比较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筹划作为贯穿企业经营过程始终的重要财务活动,其应用不断进入人们的视角,企业的避税行为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较以前也更加频繁。然而,税收筹划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只有好处,在可能为企业减少税收负担的同时,也给管理层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股东要想缓解管理层通过避税来谋私利的行为,就要采取适当激励措施,减少管理者寻租。作为现代企业常见的激励手段,货币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会对高管的避税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者对高管避税的影响动力是否有区别?由于国有企业的非市场性、高层管理人员身份的特殊性等原因,与民营企业会产生较大差异,因此,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下,不同薪酬激励对企业避税的作用又是否会相同?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考虑两种高管薪酬的激励形式(货币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讨论货币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企业避税等的概念,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有效税收筹划理论、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管理者寻租进行理论分析,概述企业管理层进行避税的背后机理及其给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同薪酬激励方式可能对高管带来不同的效用、两种薪酬激励对纳税筹划的影响机制及其对纳税筹划影响程度的差异。选取中国2015--201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观测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货币薪酬激励政策与公司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分别探讨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下,两种激励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是否有差别。本文研究发现,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避税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由于民营企业下的管理层更愿意追逐利益,这种表现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企业股权激励政策与避税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且在民营控股企业中的表现更加明显;当企业同时采取股权激励与货币薪酬激励时,由于股权激励政策对管理层的影响是长期的,而货币薪酬激励的作用却是短期的,管理层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满足要小于股权激励,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要大于货币薪酬激励对避税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稳健性,本文将样本按照产业进行分类重新进行回归,在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结论均成立。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分别从企业和税务机关两个角度提出建议,认为企业可以选择适当的激励机制,通过调整不同激励方式的比例来调节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也可以根据企业采取的激励措施有针对性地排查可疑企业、关注可能进行不合理避税的企业,最后阐明了本文的局限性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