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目前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备受重视的焦点议题。企业不加约束的生产行为是引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绿色信贷应运而生,政府要求将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纳入金融信贷配给的考察因素,要求银行有意识地减少对节能环保尚未达标企业提供的信贷资金支持,进而从资金源头上遏制重污染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引导其向绿色生产企业转型。尽管从逻辑上判断绿色信贷的确能够帮助和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和生产的活动,但是我国绿色信贷这一概念的兴起和发展相对较晚,相关政策体系仍处于逐步构建完善之中,因此逻辑上可行的绿色信贷并非在现实中一定能取得预期效果。绿色信贷政策自2012年落实以来,对我国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否真正产生了促进或抑制作用,对非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作用方向和程度是否趋于一致,对产权性质、所处地区经济水平和规模迥异的不同类别企业所产生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皆是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题。为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和解释,本文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入手,选取2007-2020年我国A股2843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其次,依据有关出台文件将企业划分为非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企业,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分别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两类企业绿色创新所产生的不同政策效应,并进一步验证绿色信贷政策是否通过信贷规模和信贷成本这两种中介形式作用于企业的绿色创新;再次,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在异质性企业中的效果是否趋于稳定;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目前绿色信贷的发展状况提出意见。研究结果表明:（1）从全样本而言,不论是非重污染或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显著地增强了企业的绿色创新。可能原因是这一出台政策向上市企业明确传递国家的绿色导向信号,于是企业对于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也开始逐渐提升。（2）但相比之下绿色创新在重污染企业中受到的促进程度相对偏弱。可能是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在绿色信贷的背景下因企业属性而自身具有劣势,因此绿色信贷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改进不够突出。（3）信贷规模和信贷成本在这其中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了部分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重污染企业中净效应为负的原因是绿色信贷政策的落实在限制银行对重污染企业放贷规模的同时也提高了信贷利率,进而使得重污染企业在绿色研发上的投入不足,最后导致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表现不突出（4）从企业异质性而言,自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在绿色创新上的表现,国有企业强于非国有性质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强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大规模企业强于中小规模企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绿色信贷在逐渐落实的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非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差异,尽可能依据企业自身绿色创新的动态变化情况调整信贷规模和成本,避免“一刀切”现象的出现。另外,应当强化非国有企业、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引导和监督奖惩机制,要根据企业不同的特征进一步细化绿色信贷政策的具体内容。本文特色及创新表现在:（1）在兼顾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数据跨度上尽可能延伸,范围为2007年至2020年,从而更有效地反映绿色信贷政策在近期对企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状况。（2）在研究绿色信贷政策下企业绿色创新变化的同时,考虑到以信贷规模和信贷成本为代表的企业信贷约束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作用机制,并分析不同性质企业在作用机制上的表现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