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影响着世界的信息生产,甚至控制着其流向。《纽约时报》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代表，其涉华报道框架及其涉华舆论无疑影响着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的呈现，进而影响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实际认知。　　本文以《纽约时报》对两届党代会（十六大和十八大）的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议程设置以及刻板印象等传播学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内容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总结在此期间《纽约时报》对两届党代会相关报道的总体框架。从消息来源、报道数量、体裁、篇幅、主题和倾向六个大类目对其做了详细的统计性描述和对比性分析，探讨《纽约时报》对两届党代会相关报道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形象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为我国针对性地制定国际传播策略，并在全球视野中形成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一定的借鉴。　　研究发现，十年之隔，《纽约时报》两届党代会相关报道的框架有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报道数量有了大幅增加、报道议题更加多样化、报道的负面倾向有所弱化并有少量正面报道开始出现；同时其构建的中国形象也有相关的变化，例如十八大相关报道更加关注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多着墨中国内部局势中的经济和反腐新政，并对中国新任领导习近平及其新挑战做了积极预测。但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两届党代会报道所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负面剖析、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性质疑以及对党代会严谨程度的批判等。　　本文在分析了《纽约时报》两届党代会报道建构中国形象的“变”与“不变”之后，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具体探讨。“变”之原因首先在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十八大新闻中心的妥善安排以及新一代领导人的主动求变。“不变”之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的诉求，驱动因素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此外，迥异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刻板印象以及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导致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选择性关注的原因。《纽约时报》两届党代会报道塑造中国形象的异同为中国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带来了诸多启示。首先，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负面报道，客观分析报道的真实性，并认真审视中国在追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足；其次，我国要建立健全并充分利用国内的对外传播体系；最后，可以通过借国际媒体之力、乘社会媒体之风以及加强中西文化交流来多渠道构建中国的国际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