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嬗变缘于时代的嬗变。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在本世纪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汉语诗歌不可避免地经受了一场文化和价值观的洗礼。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得益于“启蒙”，那么“后朦胧诗”则已明显地改变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群集式的“合唱”，其个体呈现出更为纷繁的丰富性。然而，在认真考察了后朦胧诗诸多流派以后，我发现在纷繁不同的表象之下，他们在审美上却有着共通之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视角和极有价值的探析途径。全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梳理新的审美原则的历史来源，进一步探索“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之间的关系，指出虚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第二章厘定虚拟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分析虚拟的四种特殊用法，以及虚拟手法在不同文体之间的运用及比较，并对“后朦胧诗”现象做出合理解释；第三章以二十世纪90年代术期的诗歌争论现象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新的审美原则在理论和创作的实际运用和影响，用新的审美原则来解释具体的文学事件；最后一章指出新的审美原则所带来的一些矫枉过正的后果，试图找出解决诗歌创作的出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今的诗歌对价值的追寻和消解已经不能警醒日益钝化的日常生活意识，诗人的存在意义体现在：以远离日常生活意识的假想，来揭示政治霸权和商业文化的无情和凡庸。面对八十年代后期以及九十年代的诗歌，我们既不能简单地采用当代政治抒情诗歌的标准，也不能以“朦胧诗”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尽管当代政治抒情诗与“朦胧诗”的性质与价值并不相同，这两者的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仍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现实指涉性。因此，我们需要接纳“后朦胧诗”的审美原则，需要跳出“五四”以来新诗社会化批判抒情的视野，从美学的立场肯定其感受、意识、趣味和想象力的解放。从这个角度来讲，虚构与戏拟所带来的语言意识和感受力的解放，是对诗歌创作和理论有意义的贡献：它有效地将社会道德移向了美学道德和语言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