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是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至今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它的伟大意义在于使人们获得了一种阅读方式——通过视觉形象来“观看”新闻。有人认为新闻摄影能够利用技术模仿人的视觉，使人直接“观看”到被报道的对象，从而能让事实与报道之间的距离缩短为零。事实果真如此吗?建构主义理论表明人们通过“观看”得来的新闻信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报道者对事实进行建构的基础之上。因此，把对新闻摄影的研究从单纯的摄影技术层面和美学层面解脱出来进行系统分析，是发现隐藏于报道之中报道者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即在承认建构的前提下对“如何建构”问题的必要回答。众所周知，9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特殊的时期。对比发现，对于农民的再现，社会学研究与《人民日报》摄影报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90年代《人民日报》摄影报道是怎样建构农民的形象呢?本文借用了当代建构主义思潮中关于“表征”的概念，把摄影报道的文本视为一种视觉表征，通过定量、个案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农民摄影报道中被表征的农民媒介形象。首先，对报道中的文字进行叙事学分析。整体而言，农民被强调了受爱护和做贡献形象。就具体主题而言，科技与农民报道置科技于不顾，更多地转向对科技人才的宣扬和对农民的教化，农民形象成为报道中的陪体与背景；农民工进城务工新闻中记者的报道态度，实际上让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难以真正显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受众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其次，对报道中的图像进行摄影范式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支配性表征观念主导的视觉样式。对景别、构图和反复出现的视觉要素(取景)及其特征的分析表明，视觉形象加强了文字的指向意义，农民的受爱护和做贡献的形象得到再次强调。再次，把生成于90年代坊间影像中的农民形象与《人民日报》进行对比。不同的报道者使用共同的摄影媒介、对准同一拍摄对象，结果却呈现出迥异的农民形象。研究发现，90年代《人民日报》摄影报道对农民形象的视觉表征在体制意识主导下带有片面性，尽管符合党政角色的期待，但其有效传播的问题值得商榷。在提出相应对策之后，本文进而认为，面对日益复杂的传播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关乎农民报道，在党的组织功能和报的社会功能之间找到一种适宜的视觉传播机制是《人民日报》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