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组织之间，个体之间以及组织和个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流、资源交换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含义。本文关注社会经济中的一种重要网络形式——连锁董事网络。连锁董事是指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公司董事会任职的董事。多个连锁董事在不同公司交叉任职，形成连锁董事网络，连锁董事是路径，公司是节点。连锁董事网络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它既是公司间正式的商业交互方式，又因商业精英之间交际而形成，反映出人际关系网络的本质。连锁董事网络在我国特殊的背景下对公司有着双刃剑的效应。一方面，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会给公司经营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和额外的交易成本，而连锁董事网络作为公司间联合控制资源和信息的组织形式有助于缓解制度缺失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经济以人际关系为特征，连锁董事网络作为商业精英的私人关系网络会弱化公司治理质量。本文旨在探究我国连锁董事网络的经济后果。　　现有连锁董事的相关文献多以连锁董事的存在性或数量衡量公司构建连锁董事的成本或收益，忽视了连锁关系的重要性程度，从而不能准确评判连锁董事的经济效应。本文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描述公司的网络位置，构建数理模型并理论阐述公司网络位置对公司绩效和CEO薪酬的影响机理，然后采用我国1999-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公司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位置越靠近网络中心，其股票收益率越高，资产收益率增长越快。但网络位置因公司控股权性质、地理位置和增长能力不同对业绩的影响程度不同。其次，处在连锁董事网络中心的公司支付给CEO更多的薪酬，但表现出更低的薪酬——业绩敏感度。网络位置对CEO薪酬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公司有差别：处在相同网络位置的公司，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支付给CEO的薪酬更高；公司治理质量越高，公司支付给CEO的薪酬相对更少，薪酬—绩效敏感度相对更高。最后，连锁董事具备传递决策信息的功能。公司董事会在制定CEO薪酬时，倾向于选择与其共享董事的公司作为相对绩效评估的参照；但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更倾向选择其连锁公司作为相对业绩评估的参照；拥有重要外资投资者的公司也更倾向于选择其连锁公司作为相对业绩评估的参照。　　和现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做出了如下四点创新工作：　　首先，采用标准的中心度理论，本文从网络视角准确完整地衡量连锁董事连接的数量和质量，即公司的网络位置，并发现网络位置显著地影响公司的业绩和CEO薪酬。以往研究多局限于采用连锁董事存在性或数量来度量公司构建连锁董事的成本或收益，忽视了连接的质量属性，从而导致结论不一致。本文不仅考虑了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直接和间接连接的公司数量，还衡量了连接的距离和重要性程度，从而完整地刻画了公司的网络位置。如果公司和处于网络中心的公司连接，即便拥有很少的连锁董事，其也能占据重要的网络位置。　　其次，基于我国的关系型社会和制度转型的特征，本文采用数理模型和理论演绎建立网络位置和公司业绩的关系。现有文献多以发达经济为背景，采用资源依赖理论发展连锁董事和公司业绩的关系假设，同时实证证据杂乱，对样本选择敏感，研究结论的效度较低。立足于我国的特殊环境，本文认为连锁董事网络固然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资源；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关系型社会的特征决定了连锁董事网络的人际关系本质，它有助于成员公司实施网络化战略，并利用人际关系治理交易行为，缓解因制度缺失导致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本文探究连锁董事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中的含义，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缺，为理解连锁董事在不同制度下的不同效应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验证了连锁董事，公司业绩和CEO薪酬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往文献缺乏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持连锁董事具备经济后果。一方面，受限于收集董事信息的成本，已有研究多把样本限制在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人为地割裂网络的整体性，导致了变量测量误差；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缺少对其它解释的验证排除，不能建立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我国上市公司连续13年的总体为样本，并设计了多元的实证战略确认连锁董事对公司业绩和 CEO薪酬的因果影响顺序。例如，本文采用倾向分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分析处理自选择问题；设计了两阶段回归排除变量含义模糊的解释等。　　最后，本文平衡地评估了连锁董事网络在我国的双刃剑效应。以往研究多从连锁董事的裨益或成本的单一视角考察，不能提供对连锁董事经济后果的完整认识。本文发现连锁董事网络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但也能弱化公司治理，降低激励合同的质量。更进一步，本文发现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与其共享董事的公司作为相对业绩评估的参照公司，本文是最早提供这一证据的文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