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作为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文明形态，于近期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区域生态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更加迫切，势在必行。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区域生态管理的环境经济手段，有助于平衡区域内外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区域内外利益最大化，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管理者的广泛关注和应用。尽管区域生态补偿围绕“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三大基本问题已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由于国情、省情、地市特点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及其常态化尚未真正落实，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还任重而道远。江西省全境实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行政区范围与鄱阳湖流域高度吻合，而鄱阳湖流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区，也是长江中下游自然特征保存最为完整的流域，其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当地与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研究该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生态补偿理论的发展，创新研究区域生态补偿“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三大基本问题的方法体系，而且有利于江西省率先实施区域生态补偿实践，协调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江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省的建设。　　本论文在总结国内外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区域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采用生态当量法评价江西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确定各地市生态补偿优先级及补偿额度；应用碳足迹、水足迹法评价江西省及11地市碳盈余/赤字和水盈余/赤字，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排污权初始分配额，探讨生态补偿的市场化实现途径；最后，综合江西省“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三个基本问题的研究结果，提出构建江西省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区域生态补偿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及生态保护与受益个体等，政府是生态补偿的主体。为使博弈模型演化成生态环境提供者（政府）采取保护策略、生态环境受益者（政府）采取补偿策略的稳定合作状态，需要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额度，提高生态环境提供者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收益，降低其生态保护成本与机会成本。　　（2）江西省2011年总生态服务价值为2548.75亿元，其中非市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总价值的89.43％，占江西省总GDP的19.48%。考虑污染排放与治理投入，江西省共需获得补偿额2216.65亿元，人均获得补偿额4938.58元，此额度为生态补偿的上限。赣州市、吉安市、上饶市、抚州市应当率先得到生态补偿，分别为558.22、340.08、307.20、254.21亿元。　　（3）2000-2013年，江西省碳足迹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67%，碳承载力呈波动变化趋势，各年份均有碳盈余，但净碳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南昌市与九江市对江西省总碳排放贡献率最大，赣州市、吉安市与上饶市对碳吸收贡献大。2013年江西碳盈余生态补偿额为22.73亿元，赣州市、吉安市、宜春市、抚州市、上饶市可获得较高的生态补偿额度。　　（4）2000-2013年，江西省总生产水足迹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粮食、水产品、猪肉生产所占比重较大，水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足迹总体呈下降趋势，而人均生产水足迹增长，江西省虚拟水输出逐年增长。11地市生产水足迹与水足迹效率呈上升趋势，除南昌市出现水赤字要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外，其余各市均有水盈余，要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各地市获得补偿金额大小表现出与碳盈余相同的趋势。　　（5）采用地区人口法、经济总量法、历史排污量法、环境容量法和综合分配法5种分配模式，研究江西省11个地市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与氨氮的初始排污权分配，发现赣州市排污权总量最高，南昌、九江、吉安、宜春、抚州和上饶6市次之，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4市最低，排污权配额因分配模式不同而有差异，综合分配模型获得的初始排污权是最合理的补偿模式。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将促进区域生态补偿的理论发展，并加快其应用实践。当前各级政府是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区域受益者补偿保护者是今后建立和践行江西省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法、碳足迹法和水足迹法的计算结果均表明，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应该对江西省进行区域性生态补偿，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法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约2217亿元·a-1，水足迹法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度次之，约128.98亿元·a-1，碳足迹法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约为47.28亿元·a-1。区域内生态补偿额度分布为正在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核心地市赣州最高，其它生态资源较多的地市如吉安、抚州、上饶次之，与基于排污权的补偿分配方案结果较为吻合。最后，建议江西省将赣州市列为区域生态补偿的先行示范市，利用国家发展战略的相关政策，为江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省建设提供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