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综合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探索了两晋地方行政运作的若干微观层面。本文认为269-271年间,282-290年间,西晋帝国是按照“十六州”的制度设计常轨运转的,共计10年之久,占武帝整个25年统治时间(265-290)的五分之二。“八王之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二陕→)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discourse),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揭的两群人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封国”乃是三块控制结构的中轴,如何通过经营“封国”格局改写历史进程,乃是武帝长久措意的真正“核心”。武帝欲以“封国”之制为中轴,三块控制结构并进,统御天下方略。概括而言,武帝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而此体系统摄和掌控整个晋帝国的运转朝向：亦即“废方任”。武帝制度设计虽在其身后很快异化并趋于落空,“废方任”遂成纸上空谈之理想。但是在另一方面,晋武帝的帝国设计直接孕育了“三窟”之计的产生,进而关联到东晋的成立,开出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形态。汉唐之间制度延展的一大变革,实系于晋武帝的“国策”这一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