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一体化”，主要来自于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文学按照政治制度的模式运行，因此，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就变成文学规范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文学规范的体现者，批评在构建和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时，主要依据政治规范的支持，并按照其要求提出各种烦琐的价值和规则，来塑造文学的整体面貌，这些合法性规则与文学实践的合理性要求不断地发生着冲突，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的合法性模式，造成了对文学合理性的压制，并最终颠覆了自身的合法性。 第一次文代会是建立十七年文学规范的重要一步，周扬和茅盾的主题报告，以《讲话》的基本论断为精神资源，通过重新解释五四文艺、鲁迅传统和国统区文艺，确立了解放区文艺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十七年批评的基调和模式。在这个话语叙事中，合法性的结构表现为“倒金字塔形”，符合政治第一，价值建设其次，最后是文学实践的认同。这种论述引起了国统区作家的不满，也使十七年批评开始失去合理性。 文艺的体制化过程加剧了政治合法性与文学合理性之间的价值冲突，通过一系列的批评争论，比如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关于写政策，写英雄人物的讨论等等，批评规范在题材、主题、形式、作家思想等方面，对创作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真实性、表现本质、作品和作家评价等问题上形成了僵化的模式。由于批评的强制性要求，文学创作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引起了文学实践对批评规范的质疑。 文学实践出现的落后状况引起了各个方面的不满，动摇到了规范的合法性，迫使文学规范开始进行调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表现出反教条主义的要求，但是其基本论点还是与原有规范相似；冯雪峰以现实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要求创作的真实性和典型化，给予了文学实践更大的空间。胡风则认为，必须从实践的要求出发，抛弃文学规范的狭隘化立场和宗派主义，重建新的文学制度。 文学合理性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获得了明显的解放，出现了一个否定性反思潮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教条主义倾向乃至文学规范等都提出了批评，同时，开拓现实主义道路、文学是“人学”等论述也传播开来，政治要求和文学实践的同一，使文学规范出现了合法化危机，但是，政治规范在重建文学规范合法性时，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 1958年之后出现的群众文艺高潮和反对修正主义文艺运动，表明文艺中的政治性思维进一步强化。其中出现了许多合法性问题，比如民歌、工厂史的形式合法性、群众文艺价值合法性等，它们与文学实践合理性的矛盾，引起了文学批评的分化，一方面许多正统观点还顽强存在，另一方面，文学规范在重视艺术规律和题材等问题上，表现出突破僵化的努力。 原有规范不能满足政治规范的意图，其合法性就处于脆弱状态，新的规范力量因此而崛起，京剧现代戏、工农兵创作、报告文学、读者评论由于其革命性内容，构成了新的价值话语。同时，新规范通过批判和“叙事”，重新解释并颠覆了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历史，两种话语在19“年完成了“合法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