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管理的视角,进行融合模式下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规制研究。论文分析了文化融合的落实,政府文化规制的新情况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实现等三方面问题,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双重属性为基本事实,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为目标,从规制的角度,探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发挥双重作用,实现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最优或次优配置。论文主要内容包括核心判断、基本思路、实务分析、结论建议四部分。论文明确提出,文化创意产业规制不是简单孤立的经济性规制或社会性规制,也不能简单提成“第三种规制”。论文将“文化创意产业规制是融合型规制”作为核心判断提出,是规制经济学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需解决综合性的问题。同时提出,从融合型规制思路出发,应调整文化事业与产业功能分割的管理思维,采取文化事业与产业的融合管理方式。基于中国国家层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和上海市层面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2013)》进行比较,论文提出针对文化创意服务业分层管理的思路,将10个大类28个中类依据意识形态属性的强弱和产业属性的高低进行二维坐标系分类定位。进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分类施策。论文引入拉丰—梯若尔规制激励理论模型,考虑效率水平、努力程度等信息不对称因素的现实存在,无需增减模型现有变量,以一定的制度安排建立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实行激励性规制应用的探索。对应于二维坐标系形成的9个区域,论文具体分析了澎湃新闻、第一财经、奔驰文化中心、巨人网络、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9个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机构及其业务类型,突出业务类型的融合性和政府规制方式的实证性研究。最后,论文提出应构建基于融合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激励性规制模式。加强治理互动,在坚持“文化例外”的同时,以激励性规制实现双效统一。通过资源统合,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政府文化管理水平。进行分类施策,文化创意产业政府规制应体现放管结合,贴合文化创意产业自身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