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是社交网络,而不是互联网完善有效的法律保护和市场机制。政治联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法律机制。在该阶段企业获取发展的重要资源,通常不是仅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条件,其绝大部分还需要由其他利益相关者决定。因此基于资源方面,企业在利用需要由其他关联方决定的资源时,并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和自主权。但大部分国内外对中国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私营企业方面。例如,企业的政治关系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包括从国有银行获得长期借款的优惠待遇、良好的监管条件、取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最终以上优势导致政治关联增加了公司的价值。而在投资银行政治关联方面的文献较少,比如,研究发现,承销商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在吸引新客户和为公司保留现有客户的债券承销业务方面是有效的。中国的IPO在资格审核、定价、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流通的相关环节与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国外有所区别,因此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体体现在:公司IPO必须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文件;IPO申请首先由证监会官员审核,然后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接受申请;符合基本财务和法律要求的,报送中国证监会下属的上市审查委员会审查核实。需要注意的是,在向委员会提交申请前的审查过程中,官员们需要与省政府官员就协议中的问题进行沟通。而且对于主板和中小企业板的问题,中国证监会还需要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商务部(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协商等。在这些环节中,一些保荐机构的高管曾在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担任高级官员,并从担任官员的工作经历中积累起来政治资本,这些政治资本有望为保荐人在与政府机构互动的过程中为客户争取优惠待遇。从中国实际情况分析,保荐人的政治关联在类别上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对保荐人的政治关联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员型,即保荐人的董事长或者CEO曾在或正在政府、军队和事业单位担任职务;另一类是委员型,即担任人大或政协委员的职位。鉴于中国IPO市场独特的监管特点,探索不同职能的保荐人角色影响的经济结果,增强了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因此,在本文研究中主要提出和解答以下研究问题:1.政治关系是否影响与监管机构的交易;也就是说,保荐人的政治关联程度是否增加了他们的客户IPO申请被监管机构批准的可能性,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作用是否有差异?2.建立政治关系是否能为保荐人赚取更多费用?不同政治关联程度和类别的保荐人收入是否不同?3.少数股东是否对保荐人政治关系的影响负责?也就是说,保荐人类别及程度是否会造成IPO定价过低的现象?4.保荐人的政治关系是否对少数股东有利益价值;也就是说,政治关系类别及程度对公司IPO的后续业绩是否具有影响?本文以2009至2016年在证监会审批一览表记录的申请上市通过和不通过的公司为样本,为保证结果的合理性,本文控制了保荐公司特征值,如保荐机构资产规模;申请上市的公司特征值,如公司规模,杠杆,资产回报率,流动比率等相关变量,对公司通过情况、费用率、抑价率和后续业绩进行回归分析,最后通过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结论的科学性。本文发现,政治关联的确能够提高公司上市的通过率,并且官员型和委员型都具有此效果,但仅有委员类政治关联效果显著。在保荐机构费用收取方面,政治关联虽然会对费用有正向的作用,但除了委员型外其余并不显著。而政治关联类别及程度对IPO抑价没有直接的影响。在业绩方面政治关联等级对业绩有负向的作用,但官员型和委员型对后续业绩影响不同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发现,有较弱的证据表示,官员型对后续业绩有负向作用,而委员型则具有正向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