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轨迹清晰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变迁，而在现代性不断激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围绕着历史变革的主导线索构建而成的文学景观，可以说百年来一直占据着文坛的中心。这种文学以对主导性历史变革意义的阐释为己任，力求在与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构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乃至文学价值所在。但与此同时，对历史现代性持质疑态度，表现为现代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则构成了另一种别具风采的文学景观。它们以一种补充、协调的方式与主流文学一起共同丰富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所提出的“现代人文”，特指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现代科技工商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抗衡的人文性文化倾向。本论文所关注的，正是具有这一倾向的文学。而本论文也正是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对师陀的文学创作进行观照。 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师陀的文学创作在历史追求与家园之恋的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人文倾向。对于现代人而言，“怀乡”已经日渐失去其原始性和天然性，成为一个经典的“现代性”命题。它遵循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路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与历史进步论的主流话语形成一种对峙和冲突的关系，从而体现出一种人文的自觉。对于处在历史转型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无一不承受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巨大落差，在两种文化的艰难抉择中苦苦挣扎。于师陀而言，“怀乡”决不仅意味着对于城市的异己感和对于乡村情感回归的二元呈现，在更多时候，“怀乡”之情恰恰隐匿在离乡与思乡、历史追求与家园之恋的矛盾和冲突之中，甚至表现为超越“故乡情结”的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在师陀3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他对故乡的“爱恨交织”表现在“自然的美好”与“人事的丑陋”两种现实不可弥合的并置中，理性与情感的悖论尤为突出；在40年代，随着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变与民族危亡的现实，师陀“精神返乡”的欲求更为强烈。乡土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整合使得他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在对古朴民风的企羡中不失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而于理性的光辉中又折射出几分温情的依恋和丰厚的生命感悟。师陀笔下的“返乡”叙事中所包含的“流浪”与“找寻”的主题，尤为深刻地揭示出了现代人在生命的悖论和文化的冲突中苦苦跋涉、无家可归的精神宿命，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人文价值是启人深思的。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师陀在对时代潮流和历史变革中的弱势群体的生命悲剧的观照中所展现的现代人文关怀。现实社会的荒谬不公与阴暗丑陋始终是师陀小说创作中无法令人忽视的一个现实层面，他作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决定了他直面现实的态度和反抗压迫者、同情被压迫者的情感表达。但是师陀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由此出发努力走向历史皱褶深处，去关注人的生命悲剧，表达他对人的命运和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首先，40年代的战争背景促使师陀超越早期创作中那种非理性的忧郁与感伤，以一种成熟的哲学理性去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将人的命运置于绵绵不绝的“时间”之流中来加以考察，在“悲剧意识”的观照下以超越道德之上的眼光去关注人的存在，从而产生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其次，师陀是以非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的，他所要关注的重点，是历史的进步行为给人性的健全发展与历史的审美发展带来了什么负面影响，他由此对现代都市文明下人性的异化悲剧给予了足够关注。最后，师陀对“生命强力”的渴求也表现出他独特的现代人文主义关怀。 第三章主要将师陀放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背景中来综合考察他的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人文倾向。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师陀往往被划为“京派”的一员。事实上在30年代的北平，左翼文化与“京派”并行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与文学空气，而在那里开始文学创作的师陀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受到双方的影响，但又很难归于那一派别，而是独立不倚、自成一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师陀在思想上倾向左翼，左翼文学的现实品格也多少对他有所影响，但他对文学的理解却与左翼作家截然不同；他在文学创作上受“京派”影响较大，但是“京派”作家那种纯艺术家的审美静观又难以为他所认同，他的愤怒、反抗和讽刺不时跳出来，将他拉回到充满“血”与“泪”的现实中。沈从文与师陀都自称“乡下人”，在对他们的比较分析中，师陀与“京派”作家的异同得到更进一步的呈现。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战时呼唤“英雄文学”的大背景下，师陀执着于个人乡土记忆和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展示的“怀乡”之作正是对于四十年代主流文学观念的一种补充。他将民族的忧痛、个人的遭际、连同炽热的乡愁都凝聚在自己的“果园城”中，在歌咏乡土、返朴恋旧的同时，又以开放的文化姿态去反思乡土，显示出对人类、对整个乡土文化命运的现代化探究。正是在此意义上，他的《果园城记》与萧红的《呼兰河传》双峰并峙，在四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四章主要是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来探讨师陀的创作。师陀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人文内涵的表达与他在艺术形式上的成功探索和锐意创新是息息相关的。乡土抒情小说是师陀最为擅长的小说体式，而他的此类小说也往往呈现出“散文化”特征，对此，不论是评论家还是师陀自己都有清晰的认识。师陀乡土抒情化小说的个性化建构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意象：自我的揭示；二、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三、以“情调”、“氛围”为中心的小说结构方式；四、讽刺与抒情的双重奏。在师陀4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他不再局限于他所熟悉的灰色的乡村小镇，更摆脱了氤氲在其中的感伤气息，转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度开掘。在《马兰》和《结婚》中，师陀都采用了复合视角的叙述方式，精巧的叙事结构和独特的叙事方法的使用，是师陀成功地展现人性悲剧、凸现复杂人文主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