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披露制度包括权益公开规则与慢走规则,对于监管该制度从宽还是从紧的理论争议源远流长。主张从宽的学者认为放宽对该制度的监管,有助于积极股东（Active Shareholder）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改善公司业绩。而主张从紧的学者认为,放宽权益披露制度并不会为公司带来积极股东,只会为公司引来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公司治理的短视主义（Short Termism）“野蛮人”。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我国证券法修改时选择收紧权益披露制度的惩处机制,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法律责任。不仅强化了“慢走规则”,加强了对违反“慢走规则”的惩处,而且还增加了对违规投资者表决权限制的规定,明确对于超过规定违规购买的股份在36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权。同时,将违反权益披露制度增持股票行为的罚款数额大幅提升,由30-60万的罚款区间变为50-500万。2019年《证券法》对权益披露制度惩处机制的修改引起了学界的热议,一部分学者对该修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本次修改虽然提高了权益披露制度的惩处力度,但没有坚持平衡的理念,因此无法解决权益披露制度实际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一方面对132个行政执法的案例做出分析,结果发现违反权益披露制度增持的行政责任存在违法成本低、处罚标准不统一以及未区分主体类型进行惩处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10件民事司法案例的分析,发现违反权益披露制度增持的民事责任存在民事惩处力度不足、责令改正标准空心化、民事惩处标准差异化等问题。其次,对问题进行立法、执法与司法上的检视。结果发现,行政责任违法成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原《证券法》193条对违规增持行为惩处不力;“慢走规则”行政责任条文缺失以及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适用204条惩处失宜是造成行政责任处罚标准不统一的重要因素;行政机关未能坚持比例原则致使其在处罚时未能区分主体类型;而法院与交易所对限制表决权的态度龃龉加剧了民事责任惩处力度不足;限制增持表决权处罚方式的不完善带来了责令改正标准空心化的问题。此外,对违规增持者民事赔偿责任规制路径的不明确则是民事赔偿标准差异化的源泉。再次,结合新法对权益披露制度惩罚机制的修改,分析2019年《证券法》对上述问题的解决程度。新《证券法》提高了行政罚款力度、完善了限制表决权惩处方式,这都是其进步之处。但同时仍然存在民事赔偿责任被忽略、限制表决权条款待解释、惩处机制过于严苛等问题。接着,从宏观上分析我国违反权益披露制度增持惩处机制应选择什么样的惩处理念。通过对比美国从宽惩处理念和日本从严惩处理念的缘由,得到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可采取的反收购措施以及敌意收购对国家的影响是惩处理念应当考量的重要因素。再结合我国国情,最终笔者认为中国应当选择适当从紧的惩处理念。最后,秉持适当从紧惩处的理念,对新《证券法》遗留下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笔者认为一方面应以“诱空型”虚假陈述作为规制民事赔偿责任的路径,另一方面应明确“限制表决权”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