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中国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逐渐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作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一扇窗口,担负着展示国家立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职责,既是中国构建外交话语的重要环节,又是参与国际话语博弈、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秉持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迎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潮流,不断创新其叙事模式,丰富其叙事内容。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通过发布权威信息设置国际议程,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污名化,逐步建构起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不断争得国际话语权,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本文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内容作为研究对象,选定其中关于“新冠肺炎溯源”的相关议题为案例以分析其具体的叙事策略。之所以选择“新冠肺炎溯源”为议题进行叙事策略分析,是因为关于“新冠溯源问题”两年来贯穿自涉疫提问的始终,西方国家在该问题中对中国进行了持续的污名化。针对此议题,海内外的媒体与政治家们都进行了持续性的追踪,外交部发言人的动态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与国际社会中不同的声音形成了“此呼彼应”的话语角力,其背后则是国家利益与舆论的全面较量。而在此议题中,我国的例行记者会从最初较为被动,转向到后期掌握话语优势的局面,其运用的叙事方式与叙事艺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研究与总结。基于此,论文以叙事学为理论依据,通过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外交部如何利用记者会这样开放的媒介场景,运用何种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推动相关议题的形成和发展,即聚焦于分析在“新冠溯源”此类的关键议题中,“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本文从叙事者、叙事视角和叙事聚焦三个层面对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的叙事方式进行讨论,并基于该叙事逻辑总结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我国国家角色形象的塑造。分析发现,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代表国家承担叙事者的角色,记者以反映过国际舆情的形式触发叙事过程,记者与发言人之间的互动与配合对于整体叙事有重要意义;发言人往往采用多角度综合交叉叙事的方式,其通过叙事内容的选择与叙事聚焦的转移来完成对于国际议程的设置与舆论的引导。从叙事艺术层面上,笔者从修辞运用、叙事风格、策略性叙事和叙事互文性四个方面对于外交部发言人在叙事中运用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这些构成了发言人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叙事共情性,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叙事技巧。通过分析发现,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作为国家舆论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在关键议题的叙事构建过程中渗透着中西方之间的话语博弈,其中中美之间的话语角力最为显著。在中西方的话语角力之中,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通过使用积极主动的叙事策略,构建起“利我”的叙事框架,增强话语认同,其叙事策略背后的逻辑体现着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根本目的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在后疫情时代,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舆论战,增强叙事的策略性与战略化,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