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农化,它与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紧密相连并将贯穿这一进程的始终。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的比重高,耕地面积少,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其重点在农村,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指导,运用结构访谈法对栾卸村的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研究发现：第一,栾卸村农民的就地非农化过程既受到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推动,又受到个体、社会层面的制约。第二,栾卸村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已经很高,就地非农化的成果已经颇为显著。由于栾卸村村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很高,因而引起农民收入的普遍增长,但是由于个体性差异的存在,必将引起村民收入分层结构的变化。第三,栾卸村农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引起了农民职业地位的改变,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前栾卸村村民以耕种为生,就地非农化实现以后,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土地交由集体统一规划和使用,集体土地变农民股权,农民有地不种地,收益靠分红,农民已经完全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工作能力强的到村里的企业上班,工作能力差的就在庄园里从事绿化、保洁等工作,户户有工资收入,农民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第四,在栾卸村农民就地非农化的过程中,亲缘和地缘关系未发生改变。在就地非农化过程中,农民离土不离乡,亲缘、地缘关系没有改变,人们还是生活在基于地缘、亲缘关系组成的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中,在处理问题时仍然强调关系、人情、面子。因此,农民的现代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