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SARS危机暴发后,我国于2004年建立了法定传染病实时报告系统,该系统以病例诊断为基础,自实施后有效地改善了传染病报告的及时性。但是在农村地区,疫情的迟报和漏报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尤其在村级卫生机构,因为人员、设备等资源匮乏,往往无法及时发现传染病。症状监测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卫生监测手段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相对于传统的疾病监测,症状监测是收集病人在疾病确诊前的健康相关事件或行为。以医疗机构为例,症状监测不依赖特定诊断,而对人群中非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如发热、腹泻等)的发生频率进行监测,通过发现聚集性病例或可疑事件,对传染病进行早期预警。对于缺乏实验室诊断条件的农村地区,症状监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监测手段。症状监测系统的设计与建立过程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实际需求、现实条件以及可利用的资源等诸多因素。只有当卫生机构的资源配置和能力水平与症状监测的设计相适应时,监测系统才能正常运行。本研究依托于欧盟项目“中国农村地区传染病症状整合监测系统”(Integrated Surveillance System in rural China, ISSC),以江西省的2个县作为研究现场,探讨了在农村地区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并对2个县的村级卫生机构和村级卫生人员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一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可行性研究目的研究在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是否可行及存在的问题。方法对江西省2个县37个乡镇的355名村医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村医对症状监测的认知和接受度：在两县各开展1组小组访谈,定性研究症状监测数据采集与报告的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结果79.6%的村医会在门诊日志上详细记录每位病人的信息,仅2.0%从来不做门诊记录；74.8%的村医门诊日志记录包含症状监测所需的基本信息；“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医门诊日志的记录情况(Χ2=22.036,P<0.0001)和监测信息的登记情况(Χ2=7.794,P<0.0001)明显好于“一村多所”分布模式下的村医；网络直报是村医首选的监测报告方式(56.4%)；60.6%的村医认为自己能够每天记录和上报监测信息,但45.7%的村医认为工作量较大；村医的传染病症状知识得分平均为40.60±19.32分。结论在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需对门诊日志记录进行规范化管理,实现症状监测数据源的电子化,简化数据采集与报告流程,提高村医对症状监测的认知水平。第二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现状研究目的研究江西省村级卫生机构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能力现状及资源条件。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并分析了江西省2个县15个乡镇155家村卫生室的基本设置、硬件配备、信息化程度以及经营管理状况。结果村卫生室的平均服务人口为1657人,最远的居民步行到村卫生室的平均时间为37.6分钟；91.0%的村卫生室一周7天都开诊,“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卫生室开诊的稳定性优于“一村多所”模式(P<0.05)；在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出诊箱、紫外灯等诊疗设备的配置上,“一村一所”模式下的村卫生室明显多于“一村多所”模式(P<0.01)；村卫生室的电脑配备率为95.5%,网络覆盖率为86.5%,但35.5%网速较慢,17.4%经常断网,26.5%有时会停电。结论村卫生室基本具备症状监测信息化建设的资源和条件,监测频率可以日为单位进行；“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卫生室的硬件配置和经营状况优于“一村多所”模式,更适合症状监测的开展。第三部分江西省村级卫生人员传染病症状监测能力评价及对策研究目的研究江西省村级卫生人员开展传染病症状监测的综合能力及意愿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江西省2个县15个乡镇253名村医的基本卫生服务能力及电脑操作能力、传染病防控能力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意愿及经济驱动因素等。结果村医平均年龄44.56±11.92岁；160名监测报告员中约有12.5%不会使用电脑；村医最常接诊的疾病主要有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和慢性胃肠道感染、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村医接诊的病人数明显多于“一村多所”模式(Z=-8.105,P<0.0001)；村医接触最多的五种传染病是流感、其他感染性腹泻、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和痢疾；75.9%的村医发现传染病人后会立即报告乡镇卫生院；”一村多所”模式下村医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意愿(Χ2=4.827,P=0.028)和获得的公共卫生服务补贴(Z=83.863,P<0.0001)要高于“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的村医。结论村医的卫生服务能力和传染病防控能力基本满足开展症状监测的要求；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皮疹应作为优先关注的目标监测症状；“一村一所”管理模式下的村医开展症状监测的能力更强,但其依从性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