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了“正名”来匡扶礼教,老庄认为治国应该做到“无为”,顺从自然。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以名为教”来治国,以名定位,刘安和王充则用“自然无为”的思想来反对儒家的教化。曹魏时期,名教与自然的思想成为了辩论核心,二者辩证发展。阮籍对待名教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前后有明显的转折,他前期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结合,后期则认为名教与自然相对立。他在前期的《乐论》中认为乐的本质是“和”,乐具有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同时乐也能使人到达一个欢乐平和的精神境界。《通易论》中的“易”代表礼法秩序,依据秩序来维护礼教。他的自然思想认为自然是本体,元气是构成自然的物质,自然是和谐的,万物也是一体的。阮籍把精神自由作为境界,在他来看这也是自然。名教应该以自然为基础,在自然之上建立和发展,使自然与名教相结合。高平陵事变之后,阮籍对虚伪的名教深恶痛绝,他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转折,以自然之道来抨击名教。通过对“礼法之士”的批判来表达对名教的痛恨,经常酣饮大醉、缄口莫言,行为上不拘礼教,在理论上用“无君论和无政府”的思想来构造理想社会。在他的生命哲学中,他吸收了庄子的齐物和逍遥的思想,首先应该超越世累的束缚,达到放逸任自然的层次,上升到逍遥神游的境界,形成“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阮籍旷达宏远的精神品格以及放荡不羁的形象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自然之性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恢复自然之心性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