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受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日趋增多，生产要素成本不断的上升导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费、重视数量化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需要要素、资本和创新带动的演进过程和关键阶段。因此在经济的“新常态”下，急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如何同时积极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和辐射作用，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服务业具有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作用以及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驱动力，如何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发挥金融业的作用是每个地区在现阶段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基于这些背景，本文首先查阅了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从其中了解到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其中蕴含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然后对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概念和特点分别进行阐述，进一步从金融结构、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三个方面探讨金融集聚的相关理论；同时从产业区位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一系列产业结构升级定理来梳理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基本理论；总结出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路径及方式，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促进的影响主是要通过金融集聚的资本形成和催化、资源的配置、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子行业的综合影响等几方面的机制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接着本文采用2009-2018年十年时间为观察期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区位熵来考察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金融三大子行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集聚化过程、现状及区域差异，将产业结构升级化分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来分析，用泰尔指数衡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以及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十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上述两方面的发展进程、现状及区域差异；为验证本文的猜想，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指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业三个子行业的集聚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干预、科技投入、城镇化水平、智力因素以及社会需求等七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在数据分别通过了描述性统计、单位根、相关性矩阵检验后建立固定面板效应模型，用STATA软件做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测度了金融集聚作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程度后，再利用个体效应模型对31个省市的个体差异进行分析。结合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本研究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现状分析显示全国和31个省级行政区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集聚程度在近十年的变化都是趋于逐步提升了，2009年金融业的集聚主要集中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地区的金融业集聚程度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到2018年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金融业集聚都有了显著提升，基本与沿海地区追平，金融业较十年前发展的区域更加均衡，但总体规模上仍有提升空间。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大部分省区市的产业结构高级程度已基本达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形式，仅有少数地区还应加强，但产业结构性不合理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与我国中西部、东北欠发单地区。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展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金融三个子行业中保险业的集聚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低于银行业证券业。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下，沿海地区的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较我国内陆地区更多，金融业在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强，其中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其金融集聚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在全国是最高的，其次是北京，这也进一步也说明了金融业的发达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着良性影响。最后本文基于理论、现状和实证的结论，在快速推进“一带一路”全面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我国应在优化金融业的基础上指导金融发展，着重提出关于金融中心的建设、加强创新能力、推进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城镇化发展，以促进金融集聚，提高社会直接融资占比等政策建议旨在促进经济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作用，促进实现协调发展，维持各行业互惠互利，形成和建立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政策组合，实现健康、良性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