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说具有强烈“电影感”,吸引众多电影创作者对其作品进行改编,其中香港导演许鞍华在香港社会两次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时期分别两次改编其作品,即《倾城之恋》(1984)与《半生缘》(1997)。两部改编电影的研究虽小有成果,但总体缺乏深度严谨性。本文采用米歇尔·福柯“陈述”理论和地域文化政治视角对两次改编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改编研究新的思路。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由许鞍华与张爱玲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综述和评价入手,说明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及其研究对象择取之合理性,并陈述论文力求创新之处。正文分为四章。电影改编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由“忠实与否”的价值判断逐渐转向“变动原因”分析,“陈述”被引入电影改编研究。许鞍华执导的《倾城之恋》以港人身份重现旧时香港的立场选择,及其在一片恐慌的香港社会中提供的具有乐观前瞻之姿却又不免徘徊于家国认同与殖民者认同之间的尴尬与迷惘,在影片进行“城”、“人”、“战争”三者陈述时的选择中表露无遗。小说《半生缘》作为张爱玲“时间意识”的一次文本实践,在改编成为电影后更多喻示着香港社会“怅然若失”的心态,在香港回归中国之时,以一曲命运挽歌的形式表达身世之惑。两次改编,定位不同,不论为历史所淹没的《倾城之恋》,或以阐释小说意境气氛为重的《半生缘》,都无从回避特定社会话语空间的影响,并进而呈现在陈述行为的变更之上。在这个深层影响之外,因表达途径的差异而产生的意义流变,也是跨越异质媒介之时必然面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