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宋学”的争论是清代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宋学”、亦即程朱一派理学在清代的角色类似于今天的“意识形态”。汉学家在这一政治背景之下来研讨与宋学相背离的汉学，就无法绕过他们头上的意识形态而置之不顾。由于“理”的解释权为最高统治者所掌控，因而宋学也是官方、实际就是君主一人驾驭臣民的统治之“术”。一方面要迎合“术”、守住意识形态，一方面要通过客观历史的研究来突破义理、致用等意识形态的规范、来为“学”争取些许的自由，这两种取向的冲突，即所谓“汉宋之争”的核心含义。换言之，汉宋之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汉学家或宋学家之间单纯的关于“学”的争论，而是一个“学”与“术”相互交织、因“术”而起的复杂历史过程。乾嘉以降的十九世纪是汉、宋争论最激烈的时期，由于不同的争论者处于不同的“学”与“术”的交错关系之中，因而也使汉宋的争论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通过观察汉宋之争的这些不同表现，我们也就能看到“学”与“术”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渗透乃至相互妥协的各种不同的共存状态。十九世纪中期的广东学者陈澧，一生忧虑着汉、宋之间的问题。他提出汉宋调和之论，想以此化解汉、宋之间的矛盾。然而，他和他的汉宋调和论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治学偏向汉学，对宋人的理学并无真正的兴趣，却又总认为宋学不能不讲；他既主张汉、宋应该分开各行其是，同时又强调汉学考据不能不以宋儒义理为归趋。通过陈澧在“学”与“术”之间的徘徊，我们可以感受到处于“术”的笼罩之下的“学”的窘境。汉宋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术”的存在所导致，而到清末当政权逐渐动摇、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之后，“宋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制度和影响皆随之瓦解。汉学与宋学被作为不同的“学科”而获得新的定位。因“学”、“术”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汉宋之争，也就此而消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