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依托传统比较优势融入到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但由于当前的全球价值链格局基本由跨国公司所主导,加上国内所依赖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步弱化,这使得中国通过承接跨国公司的价值链低端环节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已无竞争优势可言,正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此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机遇来助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是一个切合时宜的选择。同时“一带一路”的提出,将有助于中国领导区域产业链的构建,有效促进中国产业的转移升级。基于上述现状,本文结合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全球化下的竞争形态已发展为产业价值链上的竞争,并依据其核心思想提出产业升级矩阵,分析中国主要产业的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地位并对其进行总结归类。其次梳理产业升级的不同对外投资驱动方式以判断是否对产业升级矩阵中的产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相关性检验,验证各类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与其价值链地位的相关性,得出资源获取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这三类对外投资驱动方式可以效促进中国产业升级。进而基于比较优势指数,选出产业升级矩阵总结的采掘业、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中,“一带一路”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测算相关贸易评价指标得出产业中的优势国家与中国产业贸易关联紧密,背后体现出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发展的不同影响,从而确定将纺织服装业、电子通信行业和能源行业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标行业。最后将三类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上述三个行业进行结合,发展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作为行业升级的理论依据,指导本文从价值链的角度提出行业的升级路径,具体表现为对全球行业的价值链环节进行分解。利用相应评价指标对中国行业的各价值链环节地位进行测度,依据不同环节的优劣势地位,提出不同行业的对外投资升级路径。具体得出以下分析结果。纺织行业可通过效率寻求型对外投资方式,对传统比较优势环节进行转移,实现行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同时通过对外投资寻求行业品牌和战略资产的并购合作;电子通信行业要抓住行业技术变革趋势进行优先布局,对行业处于技术领先的优势环节进行重点投入和深入研发,进而在关键技术产品节点上力求率先突破,实现“弯道超车”。而能源业需要资源寻求型对外投资方式,加强对相关国家的能源产业链布局,带动上游领域提高对其油气领域的投资开发力度,引导下游流域利用中国领先的油气炼化储运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