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现代性自从其历史征程开启之后，就一直与社会主义勾连在一起。马克思作为人类伟大的思想探路者，把现代性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并在批判资本主义主义现代性弊病的基础上，建构科学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吉登斯作为当代著名的左派社会学家，把现代性分为简单现代性和高度现代性，提出简单现代性孕育并发展了社会主义，高度的反思现代性却解构、终结了社会主义。指出现代性的全球化、高反思化、时空脱域化消解了传统性，导致了风险的不确定性，使人类进入了后传统社会和革命社会主义终结、改良社会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成为“别无选择”的“后社会主义时代”。　　 吉登斯运用“后-”方法论对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性解构，从而来构建“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三条道路”政治。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吉登斯站在左的立场上，坚持“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复兴”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作为吉登斯在反思现代性中构建的“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新发展主义、非原教旨主义和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论胸怀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中复兴”。这种理论上的“超越复兴”导致现实中的“折中蜕变”，从而不断离左靠右达至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偏左，“第三条道路”的目的复兴和逻辑蜕变成为其自身内涵的相互悖离的两大向度，并陷入原则复兴与操作蜕变的结构张力和现实困境。　　 吉登斯用“第三条道路”政治既捍卫社会主义价值，又驯化资本主义，以此化解高度现代性的内部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没有标准选择”的“后社会主义”论说试图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诊治资本主义的弊病，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与趋同，并使自身成为一种清除意识形态表象的社会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