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国家金融管制的逐步取消，国际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规模呈现大幅上涨态势，同时，中东欧和独联体等转型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推行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放开国内金融市场，实行银行私有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吸引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给这些转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引导其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进。然而，这种日渐依赖外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的金融隐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使得这种隐患转而成为现实，国际资本大规模逆转和外资大量流回母国的严峻状况，导致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出现流动性紧缺、银行坏账率急剧攀升等危急信号，严重威胁其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鉴于此，本文对1994-2011年间中东欧和独联体16个转型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分解因素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进行研究。论文从宏、微观两个方面出发，围绕这些转型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影响因素、在银行体系中的作用机制和资本流动逆转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这四个主要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样本国家的大量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最终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导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主要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界定、分类、流动机制、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如何防范和预警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章研究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经济脆弱性表现。本章首先详细分析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况及其构成，其次，针对中东欧11国和独联体6国展开对比分析，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组成部分在1994-2011年间的流入规模、不同特征和表现。最后，研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期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脆弱性表现，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给这些转型国家带来的金融隐患，并总结了国际资本流动总体特征。　　第三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本章首先从理论分析出发，将国际资本的所有影响因素囊括其中，重新进行归类、整理，并根据所研究国家的国情，得出影响其国际资本流动的三大主要影响因素，即全球“推力”因素(Global Push Factors)、国内“拉力”因素(DomesticPull Factors)和传染效应(Contagion)。在针对国内“拉力”因素的研究时，本章将这些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纳入其中，尤其是银行改革以及证券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改革等指标，这与以往类似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其次，针对所提出的三大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三大影响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作用。　　第四章研究银行体系视角下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性。本章主要从微观视角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首先，探讨了银行部门顺周期特征的作用机制，指出银行部门具有主动调整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倾向，在经济繁荣时期倾向于通过提高杠杆率，增加负债的形式扩大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信贷供给。当经济处于衰退时，银行为了保持足够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倾向于降低杠杆率，减少负债规模并缩减信贷。定性分析也证实了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银行部门中这种顺周期特征的存在。其次，本文综合借鉴了Adrian，Tobias和Shin(2010，2012)、Bruno，Valentina和Shin(2013)等人以及Bank for InternationalSettlements(2010，2011)的研究成果，推导出在全球“双层”银行体系下国际资本流动模型，得出银行体系的杠杆率水平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机理，实证检验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性。　　第五章研究国际资本流动逆转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本章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对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逆转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在国际资本流动逆转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测度和对比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值和波动值，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和非危机期间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稳定性的差异，判断在金融危机期间，哪一种国际资本流动最不稳定，最容易发生逆转。其次，借鉴Ozan Sula和Thomas D.Willett(2009)的计量模型并做进一步改进，实证检验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及其分解部分与东道国金融稳定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作为转型经济体，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拥有不同的金融市场结构，本文还针对这些特殊因素进行了单独分析和探讨。　　第六章是全文总结，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及其风险预防措施。在此基础上，根据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结论给的中国启示。　　根据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中东欧和独联体等转型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构成变化较大，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过程，即国际资本缓慢增长期、快速增长期和衰退增长期，但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同时这些转型国家国内经济脆弱性也在不断累积，如经常账户巨额赤字、进出口失衡导致的外汇收入压力、庞大的外债总额及其不合理的构成以及本国银行坏账率的急速提升等，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2)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方向受到来自全球“推力”因素、国内“拉力”因素以及传染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全球“推力”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是国内“拉力”因素。另外，国际资本输出国、输入国以及与资本输出国具有紧密联系的第三国之间有各种传染渠道，在一般情况下，传染渠道作用不明显，但在金融危机期间其对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3)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征容易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给全球和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带来风险。在全球银行体系下，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会通过全球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扩大”效应乘数倍增加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并通过东道国本地银行输入国内，影响其信贷规模，最终威胁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即当全球银行提高杠杆率时，其会扩张对东道国本地银行的信贷规模，本地银行又会扩张其对本地借款者的贷款量。反之，信贷规模便会反向缩减。因此，本文认为，在全球经济繁荣时，东道国应该理性对待这些通过银行体系输入的国际资本，增强自身的预警机制，通过建立逆周期经济政策，规范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行为，消除或减轻国际资本带来的高风险。　　(4)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是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后，其较容易出现大规模逆转，其中银行贷款是这些转型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其次是FDI，而证券投资逆转情况不明显，而且这些国际资本逆转程度会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加强。二是中东欧国家国际资本逆转的情况要普遍严重于独联体国家。三是转型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与金融稳定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性。另外，转型国家银行改革程度大、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和金融市场深化水平高等都对预防国际资本在危机期间发生大规模逆转起到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