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犯罪对现代金融体系的影响日益加剧,不仅助长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严重犯罪,对社会经济秩序和国家声誉都会造成负面作用。在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作为推动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渠道,给洗钱犯罪提供了可乘之隙。由于互联网保险公司非面对面的交易特点,使其洗钱风险防控形势较传统金融机构更为严峻。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作为反洗钱工作的核心,执行落实质量关系到洗钱风险防控工作的开展进度与效果,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和支柱。客户身份识别作为常抓不懈的反洗钱工作基石,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银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最多的重灾区。从人民银行对反洗钱义务机构历年的行政处罚结果来看,未能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罚款金额占比一直是所有处罚原因中最高的。导致该问题的根源有三个:一是义务机构包括互联网保险公司履行义务缺少主动性,二是其执行该项工作缺乏有效性,三是其对客户洗钱风险管控欠缺合理性。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在互联网保险公司中,提出如下三条对应的解决策略:首先,互联网保险公司必须认识并理解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对经营发展的积极意义。互联网保险公司在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履行中缺少主动性,是因其认为该项工作耗费公司管理成本,限制公司业务发展。所以,通过辩证的方式从洗钱高风险客户带来的利润损失、客户身份识别在细化客群分层中的价值提升率、公司全面风险防控等方面分析,阐释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对公司经营持续稳健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互联网保险公司主动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其次,互联网保险公司需要采取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有效方式。互联网保险公司在客户身份识别工作执行中缺乏有效性,是因为相关制度规定不明确,互联网非面对面业务特点增加客户身份信息采集核验工作的难度,而且在普惠金融背景下,还需考虑到客户体验度和业务流畅度。所以,互联网保险公司应以风险为本,在共性的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规则下,细分不同的识别时机、不同的渠道业务,分别采用差异化的客户身份信息识别方法,以达到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履行的有效性。第三,互联网保险公司应设计合理的客户洗钱风险管控机制。互联网保险公司对客户身份识别信息管控欠缺合理性,是因为来自不同渠道平台的客户信息过于零碎分散,采集的客户信息数据格式不规范不统一,而且其照搬传统保险业务的客户洗钱风险因子,降低了风险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所以,互联网保险公司管控客户信息需要先规范客户信息数据格式和内容,整合来自不同渠道同一客户的身份信息。在此基础上,精准分析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洗钱风险因素,综合考虑客户身份、渠道平台、保险产品和业务内控四个维度的风险评定客户风险等级,对客户采取与其风险水平对应的管控措施,建立跨机构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合理配置反洗钱资源。综上三条对策,互联网保险公司必须提升主动识别客户身份的意识,采用差异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方式,合理管控客户洗钱风险,才能真正有效地、合法合规地履行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义务。全球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监管理念的快速更迭与更新,推动互联网反洗钱业务模块的内涵和外沿疾速演进。在互联网保险公司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的研究中,是不断发现新思路、推翻旧模型的过程。一些业务想法在实务环境中未必能完全依照推行,一些工作思路尚在探索前进中。比如寻找“反洗钱合规”与“数据合规”的平衡点、如何开放保险共建生态合作圈、疫情等特殊时期的客户身份识别策略等内容,留待同行者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