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基本人权,维护人性尊严不可侵犯是宪法的最高法律价值,而隐私权作为国际公认的人权之一,也应得到应有的保障。刑事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负有查明真相、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使命。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力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经常发生,社会对基本人权尤其是隐私权的需求日渐凸显,公民期盼侦查中保护隐私权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然而,平衡侦查犯罪事实的需求与公民隐私权最大限度的保护一直是一项难题。中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在侦查措施上缺少详细系统的规定,秉承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条文规定倾向于原则化,对一些侦查措施的规定过于宽泛与模糊,这无疑为滥用侦查权留下了空间。我国可以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完善侦查措施适用的程序性与实体性规定。通过对域外侦查法律制度与法院判例进行考察,从中获得启发,为我国行使刑事侦查权与保护隐私权的利益冲突找到平衡点。在常规性侦查措施,包括询问、搜查住所和人身、查封和扣押等方面,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细致考虑可能出现侵犯隐私权的情况。例如,在询问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规定,但相对于证人而言,被害人已经遭受犯罪分子的侵害,如果侦查机关不注意询问环境、不注意对被害人隐私进行保密,会使被害人在履行作证义务时承受“二次被害”;在搜查住所方面,随着社会实践发展,“住所”的传统定义应当适当作出外延,从而保护公民在更多场所的隐私权,且在夜间搜查已经被域外多国列入法律的情况下,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宁与隐私权,我国应当考虑将其列入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中;在搜查人身方面,以提取生物信息为内容的搜查对公民具有更大的隐私侵犯性,明确细化人身搜查制度是必要之举;在查封扣押方面,当搜查和扣押具有职业秘密的律师、医生的工作物品时,应当充分保护第三人的隐私权。我国顺应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立法上确定了技术侦查的地位,但仅有五条并不详细的规定。相比于常规性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是通过隐蔽的方式实现侦查目的,具有技术性、秘密性、不为人知的特点。前置程序至关重要,如果在程序性方面规定不严格,极易出现侵犯隐私权而公民不得知的情况。例如,在监听方面,我国并没有做出单独规定,经常会出现监听通讯使得公民通讯内容泄漏情况的发生;在电子数据取证方面,为了便于取证,侦查机关会经常会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协助,而网络服务供应商掌握着大量用户信息与使用内容,如若没有相关立法规定关于协助的程序与限制,极易出现公民信息泄漏的情况;在网络监控方面,负责审批网络侦查措施的主体并不明确,这不利于公民网络世界隐私权的保护。为了进一步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法规规章应该对刑事侦查措施进一步完善,包括在立法时遵守法治基本原则、完善刑事侦查制度、建立事后救济途径;实现从内外两个层面对刑事侦查进行完善,为隐私权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进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方面保持基本的平衡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