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苏俄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遇了重重危机,面对严峻形势,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毅然改行“新经济政策”,渐次出台了粮食税,租让制,允许自由买卖,承认商品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合作社事业等一系列措施改善经济,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展开,列宁的思考逐步深入,初步形成了在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路。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改革,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具体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24年,列宁逝世后,围绕着“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高层领导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和权力斗争,斯大林最终击败对手,成为最高领导人,随着他的观念转变以及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国际战争危机的迫近,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正式抛弃,苏联走上了以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道路。“斯大林模式”某种意义上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回归,以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对以后的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和“新经济政策模式”之间摇摆,其中“新经济政策模式”,虽然实行时间短暂,还未成熟就夭折了,但是它却暗含了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另一条道路的可能,在之后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次改革中屡次被提起,成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源头活水。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间,中国知识界就做了相关的报道和研究。瞿秋白是最早现场报道“新经济政策”的中国人,1922年,李达在《先驱》上发表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是国内第一篇专门评论“新经济政策”的论文。从那以后,中国对“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时而热烈、时而冷寂,但一直没有中断,至今已有100多年了。这100多年的介绍研究史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期。第一次高潮是20世纪20年代。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反抗资本主义,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绝大的政治刺激和思想刺激,再加上发布了三次“加纳罕宣言”,放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激起了国人的好感,苏俄由侵略者、“过激党”一下子成为友好邻居、和平正义之国。大量政界人士、知识分子访问苏俄、研究苏俄、讨论苏俄。由于政治立场、知识背景不尽相同,其对俄认识和评价也相去甚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民生主义来解读“新经济政策”,弥合了双方的理论差异,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学习俄国的建党、建军、建国经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又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适用于中国,认为“新经济政策”恰恰证明了俄国的共产行不通,这种矛盾的二重性解读预示了之后的国共分裂。梁启超、徐志摩等自由知识分子,污蔑“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的成功、共产主义的失败”,江亢虎则认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在俄国复活了资本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鼓吹他自己创设的“资产公有、教养普及”的所谓“新社会主义”。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对列宁报以同情式的理解,积极为“新经济政策”辩护,认为只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的过渡阶段,目的是为升级到社会主义准备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大量的报刊杂志登载了介绍和研究苏俄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是论述“新经济政策”的,专门的著作有1922年瞿秋白著的《饿乡纪程》、1924年《赤都心史》、1924年江亢虎著《新俄游记》、1924年抱朴著《赤俄游记》、1924年顾树森编著的《苏俄新经济政策》、1926年王国源译述的《俄国新经济政策》、1927年吴鼎昌（前溪）著《中国新经济政策》、1930年刘侃元著的《苏俄的合作社》等,其中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中国人最早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系统研究和报道的著作,两者时间上有先后,风格上有差别,前者偏于纪实,后者长于抒情,既是苏俄旅行探险史,也是本人的心灵演变史,瞿秋白对“新经济政策”以“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为总标题,做了总判断、总评价,指出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和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显示出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吴鼎昌的《中国新经济政策》,借鉴苏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发扬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为依归,揉合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自成一家之言,算是当时研究“新经济政策”的有创见的名家之一。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苏关系大起大伏,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反修防修”,中国走了一条学习苏联模式——反思苏联模式——维护苏联模式的曲折道路。其中50年代初,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与苏联结成同盟,开始接受苏联的大规模的援助,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1953年,成立了中央编译局系统翻译整理出版了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一时期以翻译介绍苏联的著作为主,学术界受限于材料缺乏和意识形态的拘束,基本上停留在宣传解读层次,如千家驹著《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高放著《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学说》等,作者虽是大家,却不能随意发挥,观点不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范围,还谈不上什么研究,反而是国家领导人体现出了理论创造性。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都对“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中国化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借鉴“新经济政策”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提出过渡理论,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不要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张闻天早在留学苏联期间,就接触过“新经济政策”,对其表示赞同,三四十年代,在苏区和延安,他都明确主张发展“新式资本主义”,1948年主管东北经济事务时,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等成分构成,这一明显参考了列宁的归纳的分析后来被吸收进新民主主义理论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是党内最早对斯大林模式提出质疑,并公开提倡开放市场,恢复私有经济的领导人,虽因此被批判,却不怨不悔,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新经济政策”思想运用于中国现实,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宗师”。第三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学习,研究和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理论,另一方面注重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以资参考。虽然这一时期的俄苏研究,问题导向突出,强调经世致用,依然有政治化倾向,但从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说,学术型的俄苏研究已开始起步,并在8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形成了俄苏研究的中国学派,在世界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表现在一是各类学会,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提供了平台;二是发行了众多俄苏研究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三是研究学者年富力强,人生阅历丰富,学术功底深厚,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批判反省精神;四是研究问题不断深入,理论成果激增,研究性著作首次超过译著。作为“新经济政策”时期重要人物之一的布哈林开始进入研究视野,其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言论和思想也得到了发掘和阐释。代表性著作有1985年杨承训、余大章著《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1987年商德文等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学说》、1988年沈志华著《历史的启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经济1921-1930》、1989年柳植著《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1990年王东著《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等,其中杨承训等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专门系统论述“新经济政策”的专著,本书仔细梳理列宁的原文,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这条主线,以之作为线索贯穿全书,分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商业和银行的作用、经济核算制、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合作制和农业社会化、引进外国资本、改善上层建筑等一系列问题,论述精到,行文朴实,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针对性。王东著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力作。全书分为三篇,追根溯源地分别探讨了列宁最后构想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理论内涵。指出列宁的最后构想实际上是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新政治政策、以“文化革命”为核心的新文化政策的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想。本质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探索了在落后的小农国家,在保有政权的前提之下,通过改良的方法,建设一个富有活力、体现民族特色、高度民主的新制度的整体设计,这个全盘改革的构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打破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尝试的理论生长点和源头。第四次高潮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对“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相继出版了一些档案资料,如2002年出版了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录了 74年间苏联历史上各方面的原始档案,其中有“新经济政策”专题档案。2007至2008年出版了档案集《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5卷,是新经济政策终结过程的原始记录。这一时期通论性著作如1990年周尚文等编《新编苏联史1917-1985》、1991年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1993年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1996年李冠乾《苏联史研究》、1996年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等,都花了相当篇幅论述“新经济政策”,还有大量研究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如1992年李忠杰著《列宁主义论纲》、杨会春著《列宁经济思想新探》、1993年俞良早著《列宁主义研究》、1995年《列宁后期思想探要》、1997年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等都涉及到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和评价,2009年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2010年陆南泉、黄宗良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等反映了当时苏联史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经济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专题性著作如1992年唐士润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改革》、1994年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0年高继文著《新经济政策理论研究》、2005年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等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2年黄立茀等著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和2013年郑异凡著的《苏联史》第三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代表着目前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两书的切入点不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侧重从社会学微观角度考察苏联农民、工人、干部、“耐普曼”等人群的情绪、组织、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等的前后变化。《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侧重从政治学宏观角度研究“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知识分子政策、书报检查制度、宗教政策、民族关系处理、终结原因等问题。如果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融会贯通结合起来读,就能从整体上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有更详细、更深入的理解。在俄苏研究成果精品辈出的表面繁荣之下,也潜伏着危机。苏联解体一方面解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提供了更多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却也使俄苏研究的对象突然消失,借鉴苏联东欧的改革经验以作为参照的政治决策需求减弱,俄苏研究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失语,而且在国内学术界也日益边缘化,表现为一是大量研究机构改名重组;二是相关期刊杂志急剧萎缩;三是老一辈名师大家逐渐凋谢,新生人才储备不足;四是国际化对话交流明显不足;五是研究课题和方法老化,以宏观、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先进理论、方法的引入。为此,新时期的俄苏研究一要坚持学术底线,区别对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二要打破学科界限,积极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避免闭门造车、山头主义;三要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热点问题和基础问题,现代问题和古代问题结合起来,不要厚今薄古,厚此薄彼;四要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国际前沿的最新动态,以取长补短;五要构建良好的学术环境,鼓励就有争议性的问题展开学术批评和讨论,形成砥砺前行的学术氛围。总之,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俄苏研究有条件、有理由建成有中国立场,中国风格的理论范式,形成有中国气派的“俄罗斯学”、“列宁学”,成为国际俄苏研究的同行者和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