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日益呈现出高度组织化、隐秘化、科技化的毒品犯罪形态,诱惑侦查措施于缉毒实务中得到普遍采用,成为成功追诉毒品犯罪的一大利器。毒品犯罪诱惑侦查的目的在于提供犯罪机会以发现已经从事、正在从事或者有迹象表明可能从事毒品犯罪的人员,然而由于诱惑侦查的特征在于“诱导性”,因此侦查机关有可能超越提供犯罪机会,诱使本不具有犯罪意图的人犯下毒品罪行,即采用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措施。鉴于毒品犯罪中的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道德测试,侵犯了公民的人格自主权,与法律的正义性相悖,因此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慎重。一是要确立判定标准——如何认定被告人受到“犯意引诱”;二是要明晰法律效果——把握对受到“犯意引诱”的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必要和程度。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进行案例分析,以寻找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对比借鉴美国诱捕抗辩理论,提出对毒品犯罪中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判定标准和法律效果之司法应然路径的见解。文章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和规定,采用诱惑侦查措施打击毒品犯罪的必要性以及司法机关出台办理毒品犯罪诱惑侦查案件的规定进行介绍;其次解释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为何饱受争议以及争议为何,并对毒品犯罪中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规定作分析说明;最后指出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常于实务中出现,因此需厘清这类案件在判定标准和法律效果上的问题和应然路径。第二部分通过Alpha法律数据库检索了我国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的检察文书以及裁判文书,利用大数据功能进行了初步整理,并筛选出我国法院对辩方提出无罪辩护(解)意见予以回应的73份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司法机关在审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中存在缺乏客观标准考量以及法律评价效果偏重的问题。第三部分首先详细介绍了美国诱捕抗辩理论的由来,其次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三件毒品犯罪诱捕案件(Sherman案、Russell案、Hampton案)的介绍来探讨美国法学界在诱捕抗辩问题上的发展脉络,最后得出启示——我国司法机关办理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时必须厘清判定标准的理论基础,加入客观标准的考量以限制侦查机关广泛的执法权限以及在法律效果上考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四部分首先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的判定标准上反思了仅采主观标准的缺陷,认为应当以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作为判定标准的理论基础,并从诱惑侦查的目的出发,建议结合主客观判定标准分三步区分受到了“犯意引诱”的被告人为何;其次在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毒品案件的法律效果上,从刑罚预防犯罪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建议通过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对“虚假罪犯”作无罪判决,出台正式司法解释对低风险概率犯罪者放宽刑事处罚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