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接连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两种互联互通机制。一方面,这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大制度创新,不仅有助于促进资金的跨境流动,而且有助于推动A股市场逐步与国际股市接轨。但是另一方面,A股市场也将遭受更大的风险敞口。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分别从股指和A+H股两个方面对互联互通机制下A股和港股的跳跃及扩散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构建马尔可夫机制下的跳跃扩散模型对政策实施前后A股和港股在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差异及其变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运用扩散相关性和跳跃相关性来分析导致这一差异和变化的原因,进而分析互联互通机制实施的政策效果。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A股和港股在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在高波动下的相关性比在低波动下的相关性大很多,且在互联互通机制实施后,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差异发生了较大变化。“沪港通”后“深港通”前,A股和港股在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差异有所减小,主要是因为跳跃部分的相关性差异明显减小;“深港通”后,A股和港股在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差异明显增大,主要是因为跳跃部分的相关性差异显著增大。对于A+H股,“沪港通”后“深港通”前,沪港两地和深港两地上市的股票在不同机制下的相关性差异变化不大,但在“深港通”后,这一差异均明显增大。这主要是因为沪港两地上市的股票在低波动下的扩散相关性明显减小,而深港两地上市的股票在高波动下的扩散相关性大幅增加的同时在低波动下的扩散相关性大幅减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股市间的动态相关性及尾部相关性,很少研究股市间的跳跃相关性。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分析了 A股和港股在不同机制下的跳跃及扩散相关性,并通过分析相关性的变化情况来揭示互联互通机制实施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