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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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模式，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但其形成不是立法者与学者科学设计的结果，主要是现实需要推进的结果。在当今世界，存在两大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和以司法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享强制执行权是当今世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展趋势。各国都力图兼顾行政效率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这两个方面。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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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诉行政执行作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模式，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形成的。但其形成不是立法者与学者科学设计的结果，主要是现实需要推进的结果。在当今世界，存在两大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和以司法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享强制执行权是当今世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展趋势。各国都力图兼顾行政效率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这两个方面。在我国，由于非诉行政执行欠缺科学设计，使得非诉行政执行在体制上、立法上与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为解决上述非诉行政执行所存在的问题，应当在保留非诉行政执行的基础之上，在体制上实行审执分立，即由法院继续承担审查职能，执行职能回归行政主体。同时在听证、救济途径、行政主体不作为、执行和解方面完善有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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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竞技体育运动员和所在训练单位,就运动员获得的比赛奖金、捐赠赞助以及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收益的归属问题,频频产生纠纷。有关训练单位认为,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是国家出资培养的,运动员运用竞技能力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应该归国家所有,由国家决定分配比例。有关运动员认为,运动员为竞技能力的提高付出了大量努力,应该与国家共同享有竞技能力物质利益的所有权,同国家协商确定分配比例。本文提出,纠纷的实质是运动员竞技能
作为治国理政的主体,公务员队伍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管理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干部人事管理进入了一个依法管理的新阶段。这部法律与之前的《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最大的发展是扩大了公务员的范围。现在公务员不仅包括行政机关,而且还包括党的机关、政协机关及司法机关中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现行的公务员
在行政法学领域,行政行为无疑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是行政管理中最重要、最复杂、最富有实践意义的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行政行为法治化的程度和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的程度和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行政进程的逐渐深入,政府行政行为愈来愈受到关注。传统行政由于多是规制行政、负担行政,哪些政府该为哪些不该为,可以由法律来明确规定。但现代行政更多是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政府行为的权力界限、作用范围不断扩张,行为方式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问题近年来已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的一个主流问题。然而,学者们在探讨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时常常将行政相对人权利与行政主体的义务对应而言,即注重于探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在权利义务方面的关系形式,而忽视了行政相对人之间在权利保护方面的关系,忽视了探讨行政主体与作为一个群的行政相对人,或利益关系相互不一致的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也即忽视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这个问题。我国正处于法
随着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及公众对行政民主化的期望,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开始发生变化。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柔和的、富有弹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实践中被人们广为运用。但是由于我国行政合同出现时间较短,整个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研究并未深入,对行政合同的诸多理论问题仍存争议,比如说对行政合同的概念、界定标准、行政合同的基本性质特征、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所享有的特权及其限制措施、行政合同在订立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的救
在西方,尤其在英美国家,自上世纪末以来,民营化就已成为推动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工具,并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某种意义上,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府不断放松行政规制、进行民营化尝试的过程。民营化虽在实践层面上得已展开,但仍存有许多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解决。笔者在本文对民营化众说纷纭的理论主张和纷繁复杂的实践举措进行了梳理,并以行政法的视角,从立法、程序、司法三个方面,对民营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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