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内涵有个层累堆积的过程,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同和热爱、反抗外族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独立自主多民族国家,以及崇尚武力的法西斯倾向。总的来说,具有“两面”、“双刃”的特点。“两面”指对内、对外两面,对内是建设性的,对外是反抗性的。“双刃”是指具有积极意义也具有消极影响,积极意义是鼓舞国人的民族自信和坚持抗战的决心,消极影响是助长了民国后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崇尚武力和个人独裁。民族主义在民国期间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912-1919；1919-1931；1931-1945；1945-1949。民国史学界也紧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四个波动。雷海宗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外表现为“反侵略”,而对内的一面表现为“民族国家建设”。文化形态史观表现出来的是民族主义反抗性的一面,即对外的一面。“兵”“家族”“元首”涉及到国民性改造、兵制建设、社会基层组织、元首制度,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向度”。雷海宗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双刃性,他鼓舞民族自信,却又陷入了文化优越论；他主张用“兵”的文化改造国民性,却又支持独裁体制。雷海宗的民族主义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两面”、“双刃”,这与雷海宗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依据有关,其时代背景是“战乱与学术救国”,理论依据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民国期间史学界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史学致用,雷海宗研究春秋战国史带有明显的致用目的,是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抗战服务。民族主义与史学致用是天然的同盟军,民族主义的史学致用并不是常态的而且有其弊端。在史学致用中要把握民族主义的“度”,我们只能去求诸“史学求真”来抵消民族主义在“史学致用”中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