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按照个人-群体-社区的顺序,考察了乡村基督教人神关系的建立、个体与信仰群体的互动以及教会在村落变迁中的位置和角色。陈村教会个案说明,在遗传型信徒有限、自致型基督徒为主体的乡村教会,农民委身基督教之初与信仰本身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而是与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以疾病患难为表征的危机性事件有关。老人、妇女、文化程度低者构成陈村教会统计意义上的绝对多数,以教堂和聚会点为中心的场所成为信徒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域。通过聚会、唱诗、祷告、听道、捐献等方式会遇基督教,基督徒逐渐重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构建了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信仰边界。然而,绝大多数基督徒受限于有限的读写能力,导致其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认知有限,换句话来说,他们的宗教活动呈现“形式大于内容”的特点,其信仰尚属于一种“浅层”信仰,并且具有“灵验与拯救相结合”的特点。基督徒身份只是个体多元身份认同中的一元,他们通过话语表达、宗教活动、塑造偶像魔鬼等方式树立了群体的身份边界。然而,信仰本身并不构成乡村基督徒社会交往的决定因素,他们在构建新的人际关系时,并未形成与亲属、邻里以及其他村民之间的交往隔阂。在乡村社会互助行为衰微的情况下,乡村基督徒以“主内姊妹要互助”的口号发展了一种以聚会点(村庄)为单位的社会互助网络,并拓展了自己的灵性资本。在此,宗教精英与普通信徒出现了分化,宗教精英显著扩大了人际关系网络,并且拥有更多的灵性资本,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对大多数普通基督徒来说这种变化并不特别明显。在乡村公共生活凋敝的背景下,陈村教会通过“以堂带点”的模式发展信徒,逐渐形成了以教务组为核心的宗教权威群体。他们依托自己丰富的宗教知识、能说会唱的口才、乐于奉献的精神强化了自己在信徒中的权威地位。同时,乡村教会依托教堂为实体场所,通过周期性的宗教活动,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活动。然而,乡村基督徒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信徒,都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他们不关注村庄的公共事务,而是热衷于发展新信徒。同时,村干部也不关心村民的信仰生活,并将其简单认为只是某种心灵寄托而已。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陈村教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信徒外出务工、传道人宗教知识欠缺且无工酬、信徒年龄结构脱节、聚会人数减少、异端邪教争夺门徒、信仰与实践偏离等。其中,基于城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信徒外出务工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陈村教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正在压缩,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风险,又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乡村基督教的未来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基督教为乡民提供了一种跨越村际边界的新的交往方式,其借助复杂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成员提供了某种社会支持网络,成为村庄发展、乡土社会秩序的补充。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纳和融合,形成了“中国民间基督教”,最终形成乡村基督徒“灵验与拯救”结合的信仰诉求。在离土时代,中国乡村的传统和价值正在解体,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面临以经济增长为表征的发展主义的挑战,乡土文化重建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