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维塔·托多罗夫的身份难以用某个头衔来界定。在学术生涯之初,他作为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是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一员。八十年代后,他开始探讨人类多样性问题。托多罗夫不仅跨越了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他的思想理论也在不断的演变和成熟。然而,目前学者对其思想转变的研究甚少,中国对托多罗夫的研究更是仅限于文学理论领域。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生涯分为两个阶段,即文学理论研究阶段和文化伦理研究阶段,而《我们与他人》是他转型的关键之作。因此,本文分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托多罗夫早期的作品和思想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归纳分析他八十年代后的主要思想主题；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我们与他人》的结构和主题。本文的第一部分侧重分析托多罗夫新颖的观点以及他研究角度的变化,为论述其转变做好铺垫。第二部分把托多罗夫转变后的思想归纳在三大主题之下——人类多样性、历史的伦理意义以及对记忆的使用,在分析托多罗夫思想转变的同时,论述其思想的价值。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托多罗夫对法国思想史问询式的批评,通过其批评来解析不同文化伦理观。通过以上三部分的论述,本文将托多罗夫转变前后主要的作品和思想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从而让人们对其思想的新颖之处和转变有了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其思想对我们了解人类世界、分析各种问题、作价值评判等方面的启示作用。